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

為何在美國人的眼裡── 俄國變成了沙皇專制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國度？ 中國怎麼了令人神往的香格里拉？ 20世紀美國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聞記者，是如何錯誤解讀中俄兩國，而影響了美國的國家外交政策？ 本書旁徵博引了大量回憶錄、檔案、談話記錄，其中很多資料為首次公開披露，說明了這些左右局面的「美國人」如何根據他們在中俄兩國的所見所聞──或者說他們個人的理解，影響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形象認知，進而左右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 本書通過對20世紀美國對華、對俄關係史的梳理，強調美國對中俄兩國長期形成的文化立場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而非美國對上述兩國的外交政策影響了這種文化立場。本書認為，縱觀20世紀美國對中俄兩國的關係史，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固有文化立場始終影響了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而且這種觀念的影響對21世紀的美國對華和對俄關係仍然是重大的關鍵。假如這種固有的文化偏見再度出現的話，那麼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制訂仍將受到它的莫大影響和牽引。

前言 序言 導言 上卷　俄國 Chapter 1 「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 Chapter 2 來自里加的俄國通 Chapter 3 在烏托邦的使命 Chapter 4 度蜜月者 Chapter 5 合作夥伴 Chapter 6 X先生 Chapter 7 幕後操縱者 下卷　中國 Chapter 8 傳教士外交 Chapter 9 實用主義者在中國 Chapter 10 紅星照耀中國 Chapter 11 小說家與大使 Chapter 12 總統與委員長 Chapter 13 盧斯在重慶的手下 Chapter 14 領袖們 結語 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上卷　俄國 在我們的描述中，從「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到威廉‧C‧蒲立德大使，提供了一條幾乎連續的美國人對俄國印象消極的線索。在這條主軸中僅有的積極因素來自於威爾遜總統對俄國臨時政府的接納，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調解，以及蒲立德最初對美蘇合作的熱情。也有一些本研究未涉及的人士為承認蘇聯而抗爭著?如前紅十字會幹事雷‧羅賓斯（Ray Robins）和商人亞歷山大‧岡伯格（Alexander Gumberg）等眾所周知的主要人物。雖然他們在參議院內得到了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共和黨人，愛達荷州）強有力的支持，但他們的事業仍少有人問津。在美國，對俄國的不信任和明顯的敵意占了上風。直到1926年美蘇和解前，哈珀一直處於痛苦中，之後，薩姆（「撒母耳‧哈珀」的暱稱?譯按）成了「蘇維埃薩姆」。國務院俄國專家羅伯特‧F‧凱利無情地反對蘇聯。他將這一觀點慢慢灌輸給他的學生們?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喬治‧F‧肯南、查理斯‧「土豆條」‧波倫（Charles "Chip" Bohlen）?在拉脫維亞的里加接受過他訓練的人。除了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這樣的例外，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解禁前，新聞記者們被禁止進入莫斯科。在這群記者中，尤金‧萊昂斯利用他的社會主義傾向成功地進入莫斯科。他甚至設法對史達林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採訪。不過，他開始發現工人的天堂並非那麼理想。 羅斯福在1933年推動正式承認了蘇聯。然而引起我們興趣的卻是對被稱為「里加原則」的政策的堅持，這一原則由凱利和他的學生們創造。無論羅斯福成功達成了何種妥協，特別是在二戰期間他所謂的「雅爾達原則」，但抵制仍然存在。羅斯福對國務院的清洗毫無作用。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美國對俄國的恐懼和不信任重新抬頭。喬治‧F‧肯南和美國冷戰的教主保羅‧H‧尼采正是它的宣導者。羅斯福達成的所有妥協都失敗了。當然，這並非意指史達林和他的繼任者不需要對此負責。但這確實揭示了美國公眾輿論中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蘇傾向。從冷戰結束到今日，里加原則和雅爾達原則的擁護者仍然在爭論。真正的問題在於20世紀的主流觀點在21世紀是否仍然佔有優勢。 下卷　中國 中美兩國的「戀愛關係」撲朔迷離，僅在義和團運動期間（1898-1900）和毛澤東時代（1949-1972）跌入谷底。畢竟，美國和中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東方的神祕離不開美國傳教士的熱情宣傳，也與美國的經濟、政治擴張結合在一起。中國看上去像一片能夠實現宗教皈依和漸進式改革的沃土。傳教士的工作得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支持。哲學家約翰‧杜威代表了進步主義。愛德格‧斯諾既是冒險家，又是新聞記者。電影中的陳查理（Charlie Chen）反映了小說中邪惡的傅滿洲（Fu Manchu）。賽珍珠在小說《大地》中將中國人傳奇化浪漫化，使得所有讀過這部小說或者看過奧斯卡獎得主路易士‧雷納（Luise Rainer）飾演的角色的人，都欽佩王龍樸實的妻子阿蘭。「中國通」如出版大亨亨利‧盧斯為偏袒中國而辯護，而白修德在二戰期間致力於報導中國的英雄主義。羅斯福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並打破了「醋性子喬」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改革蔣政府的希望。羅斯福的特使派翠克‧赫爾利將軍和哈里‧杜魯門總統的代表喬治‧馬歇爾將軍沒能促成國共和談。美國對中國的扭曲看法開始變味。 中國的內戰摧毀了蔣介石政府，開啟了毛澤東時代。麥卡錫主義者清洗了國務院內主張與毛斷交、大力扶蔣的分子。1972年，蘇聯傲慢的對華政策又將毛澤東和理查‧尼克森總統拉到了一起。 1989年，喬治‧H‧W‧布希總統並沒有讓「北京政治風波」影響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關係。 如今，隨著第三者俄羅斯的退出，重新建立的中美「戀愛關係」繼續發展著。但戀人間也會有爭吵，他們亦能尋找新的搭檔。「北京政治風波」顯示出中美雙方並沒有為美中之間的「戀愛關係」所迷惑。西藏和臺灣問題、貿易不平衡和美元儲蓄問題尚未解決。中國的崛起似乎威脅到了美國。俄羅斯是否會有意將中國劃入它不再迷信的西方陣營中？在怎樣的範圍內，扭曲的國家形象將影響大國間的再結盟？ 因此，追溯20世紀美中關係的演變，更清晰地回顧美國誤讀中國形象的歷史，大有裨益。從開始到現在，由於某些美國人的歪曲，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建立於某種錯覺和誤解之上。這些美國人的觀點、所編織出的中國形象和對未來的影響都值得我們去關注。 結語 到了雷根?戈巴契夫時代，美蘇再次正式提出和談。就外交談判而言，雷根總統扮演了二戰時期羅斯福總統的角色，戈巴契夫總書記則重演史達林在德黑蘭會議上的角色，也就是說，兩人都是天生的談判家。從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看，史達林與戈巴契夫都需要美國的幫助。另一方面，羅斯福總統推動了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的召開，而雷根總統則是日內瓦，雷克雅未克，華盛頓和莫斯科會議的倡議者。在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的支持下，史達林戰勝了希特勒；戈巴契夫通過與雷根總統的幾次會談為蘇聯的改革和民意公開贏得了喘息之機。問題是：雷根與戈巴契夫如何通過談判完成自羅斯福與史達林以來無人所能完成的使命？雅爾達會議的希望已經破滅；通過雷根－戈巴契夫會談，破滅的希望再次復生。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幾乎中斷了尼克森?基辛格開啟的中美關係，由於老布希總統派出了以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為首的高級代表團出使北京，中美兩國的信任關係才得以重建。到了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及中美兩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恢復邦交，一些冷戰的遺留問題依然存在，但尋求共識的新開端正在形成：美蘇由對抗走向和解。美國對中國的理想主義態度讓位於現實主義。俄國不再是西伯利亞肯南所描繪的扭曲形象，中國也不再是老中國通柔克義筆下奇異的喇嘛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