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全球運動賽會如何危害主辦城市的觀光、經濟與長期發展？

鉅額的經濟利益誘惑， 財團政客的賄賂、欺瞞、操弄， 奧運，已經變調…… 　　從雪梨的30億、雅典的90億，到北京的400億與索契的500億美元， 　　歷屆奧運花費屢破新高。 　　不但其中充滿了貪腐醜聞， 　　國際奧委會與各國政客所承諾的效益，更從未實現。 　　1997年後，全球願意申辦奧運的城市越來越少， 　　慕尼黑、斯德哥爾摩、漢堡也紛紛以公投撤銷申辦奧運。 　　本該是力與美的競技場，已淪為財團瓜分油水的黑箱。 　　奧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奧運和世界杯足球賽是如何從單純的比賽變成各國政府、財團追逐利益超級盛會的呢？著名運動經濟學者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從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會和1930年首屆世界杯開始追溯了這段歷程。 　　辛巴里斯在書中詳述，早期由於美蘇冷戰、種族歧視等政治爭議與財政壓力，奧運的主辦權是乏人問津的。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1984年的奧運為洛杉磯政府創造兩億多美元的盈餘，自此以後，奧運就被國際奧委會包裝成一個可以帶來鉅額商機、促進城市建設，有利於城市行銷的全球盛會。2000年後，中國、俄羅斯、巴西等崛起中的金磚四國也紛紛舉辦奧運，作為改善國家形象、鞏固民心的行銷手段…… 　　然而，辛巴里斯指出，無論是短期的商業利益還是長期的國家建設，奧運、世足的價值都被過度吹捧：遊客的數量被誇大、遊客花費能創造的經濟效益被誇大、奧運對整體城市觀光造成的排擠效應被忽略、遊客的花費被跨國企業接收而無法嘉惠於在地居民、大型競技場在賽後淪為蚊子館、鉅額的花費排擠了城市發展所需的長期投資等等。舉例來說，2000年雪梨奧運原本預估每天會有十三萬名觀光客，實際上只有九萬名。2004年雅典奧運時間蓋的兩千多間選手村，現在有一半是閒置的。2008年北京觀光客的數量比前一年少，舉辦奧運的八月時的觀光客也比前一年八月少。而名噪一時的「鳥巢」每年得花費三億台幣的維護費用。 　　既然有存在種種不利後果，為什麼還是有人搶著辦奧運，以致於光是申辦花費經常就超過一億美元？除了主辦國希望藉此推銷形象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奧運對少數的利益團體來說是龐大的商機。儘管籌辦奧運的經費來自於各國納稅人，但相關的交通建設、場館營造、開幕閉幕儀式、遊客的餐飲住宿消費都是流入少數財團荷包的油水，再加上國際奧會的煽風點火，於是奧運主辦權變得炙手可熱。而為了打造一場華麗的競技，每屆奧運的花費也越來越高昂，2000年的雪梨奧運花費30億美元，雅典奧運翻了一倍，北京奧運膨脹到400億美元。2014年的俄羅斯索契即使只是舉辦冬季奧運，花費更高達天價的500億美元。貪污、賄賂更時有所聞。 也因此，奧運的光環逐漸蒙塵，世界上願意申辦奧運的城市數目越來越少，從1997年的12個城市下降到2013年的5個城市。原本打算爭取2022年冬季奧運的慕尼黑與斯德哥爾摩紛紛公投撤銷爭取，漢堡也放棄了2024年的奧運。 　　可以說，多年來過度商業利益導向的奧運已經面臨的瓶頸，如果不能斷然改革，原本促進體育與人類和平的美意將蕩然無存…… 　　在《奧運的詛咒》中，安德魯•辛巴里斯先簡述1896後歷屆奧運以及世界杯足球賽的營運概況，隨後分別從短期、長期角度考察它們的經濟效益，接著比較巴賽隆納、索契、里約熱內盧、倫敦、北京、南非、雪梨等案例，分析它們成敗的關鍵。最後，作者指出主辦國和主辦城市要如何才能成功，以及國際奧會與足總應該如何改革。 　　不論對運動迷、一般讀者或政治決策者來說，《奧運的詛咒》都是一部讓人眼界大開的書。

　　推薦序作者： 　　柯文哲（台北市長） 　　推薦人： 　　彭臺臨（前體育署副署長、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講座教授、《我的奧運金牌之路》作者。）

推薦序 柯文哲 譯者序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前言 第一章 奧運和世界杯怎麼了？ 第二章 奧運和世界杯的歷史 業餘主義的時代 金錢、政治和奧運品牌 商品化與業餘主義的終結 分贓 金磚五國登場 奧運的財源 國際足總與世界杯 國際足總的內部鬥爭 世界杯的財源 第三章 短期經濟效應 理論與實際 主辦國的支出 主辦國的收益 第四章 長期經濟效應 長期效益 長期成本 第五章 巴賽隆納和索契 巴塞隆納 俄羅斯的索契 第六章 里約和倫敦 里約和巴西 倫敦 第七章 要麵包還是競技場 難以計算的經濟效益 爭辦過程會吃掉可能的收益 如何改革？ 注釋 索引

序 里約奧運將在危機中登場，但它不是個案…… 　　暌違四年、全球萬眾矚目的下屆奧運即將在八月底於里約登場了。然而，除了期待之外，全球的觀眾心中還夾帶著點不安。撇開巴西總統羅賽芙面臨彈劾不說，各個運動場館與聯繫的大眾運輸工程都有所延宕、茲卡病毒的威脅，以及用水衛生問題，2016奧運是否能在三個月後如期、順利、安全地舉辦，大家心中存了個問號。 　　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里約還沒準備好，當初為什麼又要搶著申辦呢？ 　　這就是本書想要討論的主題。作者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要大聲疾呼的是，正因為近20年來奧運、世足等大型運動不斷被塑造成一個能創造龐大商機的嘉年華會，越來越多國家斥資鉅額來搶辦奧運、世足，它們的營運費用屢創新高（北京奧運400億美金、索契冬奧500億美金、2022卡達世足預計需要花兩千億美金），但是，華麗的表演遮蔽了兩個不為人知的危機： 　　第一，申辦奧運或世足的過程貪腐舞弊叢生，索賄、裙帶關係等醜聞頻傳。 　　第二，辛巴里斯引用了各種報導與數據想要證明，與官方宣傳相反，舉辦奧運或世足對一個國家或城市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遊客的數量與花費被誇大、遊客的花費被跨國企業接收而無法嘉惠於在地居民、大型競技場在賽後淪為蚊子館、鉅額的花費排擠了城市發展所需的長期投資等等。舉例來說，2000年雪梨奧運原本預估每天會有十三萬名觀光客，實際上只有九萬名。2004年雅典奧運時間蓋的兩千多間選手村，現在有一半是閒置的。2008年北京觀光客的數量比前一年少，舉辦奧運的八月時的觀光客也比前一年八月少。而名噪一時的「鳥巢」每年得花費三億台幣的維護費用。建設保養維修的費用是納稅人在出，但收益全被財團壟斷。 　　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乾脆放棄申辦奧運。1997年全球有12個城市主動申辦奧運，到2013年只剩下5個。甚至，這兩年來慕尼黑、斯德哥爾摩、漢堡居民已紛紛公投撤銷申辦奧運。 　　但辛巴里斯並不絕望。他認為只要主辦單位能堅守立場，並清楚知道自身的利益所在，改革是可能的（東京奧運正在這麼做）。關鍵在於：城市的整體發展必須先於奧運或世足，而不是為後者服務。 　　這也是將在2017年舉辦世大運的台北應該參考的原則。世大運的營運應該配合台北既有的都市特色與長遠的發展計畫。已經有的體育館、游泳池是否可以利用？新建的場地能否真的在未來嘉惠當地民眾？台北既有的都市格局與特色該如何做最有效的發揮？在地的產業經濟能否參與？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帶來些許正面的思考與討論。 推薦序 　　今年是巴西辦奧運，明年則輪到台北市辦世大運。本書《奧運的詛咒》明確指出，從經濟上而言，辦奧運絕對划不來，其實台北市辦世大運也一樣。奧運和世大運的比賽項目差不多，參加選手數差不多，但知名度差很多。不論就門票銷售和電視轉播權利金而言，兩者都有天壤之別。如果辦奧運會虧錢，那辦世大運更是虧錢。 　　但我認為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辦國際賽事主要是為了提升國際能見度，對民心士氣有鼓舞的作用，所以不能只考慮經濟效益。 　　因為關乎民心士氣，所以世大運一定要辦好。但辦得好不一定要花大錢。郝龍斌曾提出要花四百七十五億，但其中有很多錢是去蓋新場館。我認為這些場館在世大運辦完之後就用不到了，實在太浪費，應該儘量用現有的場館就好，不需要好大喜功。國際奧委會現在也主張應該盡可能鼓勵主辦國利用現有設施或可拆卸的設施，不要蓋太多像北京「鳥巢」、「水立方」這種奧運之後就用不到的蚊子館。世大運目前的預算已被控制在一百七十五億元，我認為這樣的節省是正確的。二〇一三年喀山世大運花了一千三百億元，但錢都花在大而無當的公共建設，喀山這座城市也沒有在國際上留下什麼印象，所以我認為這種金錢遊戲台北市玩不起，也不用玩。 　　作為台北市長，我的任務是用有限的預算辦好世大運。我們不必有炫富誇耀的開閉幕式，但務必要把與賽事相關的交通、安全、衛生、食宿、場地等事項做到滴水不漏，讓來自全世界的體育人士對台北留下好印象，這才符合我們當初申辦世大運的初衷。 　　距世大運還有五百天，希望大家能和我共同努力。 柯文哲 台北市長

第一章 奧運和世界杯怎麼了? 一九八四年的奧運本來沒有任何城市要舉辦。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市奧運被暴力和政治抗爭淹沒。一九七二年的慕尼黑奧運發生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被恐怖份子殺害的悲劇。一九七六年的蒙特婁奧運，其花費是原預算的九•二倍，這個城市付了三十年才把欠債付清。 當時辦奧運沒有什麼光彩可言，國際奧會根本找不到主辦城市。在無人競爭的情況下，洛杉磯雀屏中選。國際奧會承諾會補償所有主辦賽事的損失，而洛杉磯也只要使用現有的場館即可，其中有一些場館是一九三二年洛杉磯奧運留下來的。以這麼有利的條件，再加上彼得•烏伯洛（Peter Ueberroth）聰明大膽的企業贊助策略，使洛杉磯奧組會（L. A. Organizing Committee）得以小賺二億一千五百萬美元。 洛杉磯的經驗扭轉了潮流。因為有利可圖，許多城市和國家開始競相爭辦奧運，競爭過程和運動比賽本身一樣激烈。想要爭辦的城市花的錢越來越多。到了今天，花上一億美元來爭取是很普遍的事。 由於每一個國家都想超越他國，辦奧運的花費飊昇，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花了四百億美元，二〇一四年索契冬季奧運更花了五百億美元。開發中國家也爭相主辦，但由於交通、運輸、電力、旅館和運動設施本來就不足，她們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其他超大型賽會也越來越花錢。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賽，一九九四年在美國舉辦只花幾億美元，二〇一〇年南非世界杯卻花了五十到六十億美元，二〇一四年巴西世界杯則高達一百五十億到二百億美元。二〇二二年的卡達世界杯更可能破紀錄高達二千億美元。 但歷史可能會循環。正如一九七〇年代有許多因素讓各國興趣缺缺，到了二〇一四年時，花錢越來越多也讓資源有限和基礎建設不足的國家卻步。雖然鼓吹者總愛宣揚主辦超大型賽會對經濟有什麼好處，當地民眾卻不領情。經濟利益看不到，基本社會福利倒是被排擠掉了。這些賽會對富有的鼓吹者有利可圖，但買單的總是中下階層，所以大家越來越沒興趣。 二〇一三年六月的「洲際國家杯」（每四年世界杯的會前賽）在巴西開打時，有超過百萬的巴西人上街頭抗議。巴西政府為了世界杯花一百五十億到二百億美元去蓋新場館，但巴西人卻得忍受超爛的公共運輸、公車票價飛漲、健保不足、糟糕的學校和住房短缺。群眾抗議事件持續了整個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六月世界杯即將開打時達到最高峰。警察、教師、公車司機和機場工人在各個城市發動罷工，街頭抗議和足球比賽同時上演。 不是只有巴西人在抗議政府的政策和優先順序。從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到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再到俄國、巴基斯坦、烏克蘭、伊斯坦堡、南非、智利、玻利維亞和中國，全世界的人都在抗議政府政策的不公不義。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伴隨著市場力量造成的分配不均，國內外的貧富差距都隨之擴大。 國際足總和國際奧會的執行委員們都是有錢人。他們出國搭頭等艙，住最高檔的旅館，和到訪城市的政商名流交際應酬。國際足總主席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的年薪超過一百萬美元，公關費無上限。其他執行委員也都有六位數的薪水。布拉特每年分紅給二十五名國際足總執行委員七萬五千到二十萬美元，外加十萬美元的工作津貼。在表面上，年度分紅制度已在二〇一四年取消，但倫敦《週日時報》批露的文件顯示，為了彌補紅利的損失，國際足總執委會底下的「薪酬委員會」竟然秘密決議把年薪提高到超過二十萬美元。《時代雜誌》也報導，執行委員們每出差一天就有七百美元的津貼，可以坐商務艙和住五星級飯店。根據國際足總的內規，這二十七名執行委員只能收受具象徵性但沒有實際價值的禮品。但二〇一四年九月，卻爆出在巴西世界杯的飯店禮袋裏裝有價值二萬五千美元的瑞士帕瑪強尼名錶。包括塞普•布拉特在內的二十四名執委都沒有上報這份禮物。只有美國籍的蘇尼爾•古拉提（Sunil Gulati）、澳洲籍的莫亞•多德（Moya Dodd）和約旦籍的胡笙親王（Ali bin Al Hussein）有向國際足總的「道德委員會」上報。在事件曝光之前，本來還要再送兩個每個價值四萬二千美元的名錶。直到這條新聞在九月份傳開之後，國際足總的道德委員會才要求執委們把錶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