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力作。 19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天堂县蒜薹全部滞销，数千蒜农忧心如焚，县府官员不闻不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深刻地、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当下的生存状态剖析了农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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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件极具爆炸性的事件――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经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语录： 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小说发表后，许多人问我：这段话，是斯大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的？为什么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处？ 我的回答是：这段话是斯大林在我的梦中、用他的烟斗指点着我的额头、语重心长地单独对我说的，还没来得及往他的全集里收，因此你们查不到――这是狡辩，也是抵赖。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够说出这些话的，他没说是他还没来得及说。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文学，总是在政治的漩涡里挣扎。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作家们有的为政治大唱赞歌，有的则躲在黑屋子里，偷偷地写他们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 进入80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替农民说话，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蒜薹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我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秘密地去那个发生了蒜薹事件的县里调查采访。我所依据的素材就是一张粗略地报道了蒜蔓事件过程的地方报纸。但当我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合适扮演的角色。 说起来还是陈词滥调――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书中那位惨死在乡镇小官僚车轮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为原型的。也许正因为是人物和环境的亲切，才使得这部小说没有变成一部报告文学。当时在书的后记里我申明：这是一部小说，我不为对号入座者的健康负责。现在我还是要申明：这是一部小说，小说中的事件，只不过是悬挂小说中人物的钉子。蒜薹事件早已陈旧不堪，但我小说中的人物也许还有几丝活气。 在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我常常向报界和朋友们预报我即将开始的创作计划，但《天堂蒜变之歌》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个设定的目标前进时，常常会走到与设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地方。这可以理解成作家的职业性悲剧，也可以看成是宿命。当然有一些意志如铁的作家能够战胜情感的驱使，目不斜视地奔向既定目标，可惜我做不到。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 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我写出这样的小说。

　大哥和二哥用小板凳打击高马脑袋时发出的沉闷而潮湿的声响在耳边回旋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无法想象一贯和颜悦色的大哥竟会那般狠毒。 　　“妹妹，你要是嫌累，就到地头上歇着去，哥一个人慢慢干。”大哥的脸抽搐着，眼角上布满深皱纹，眼珠是灰白的，显得又呆又钝。但他的呆钝表情后隐藏着一种她能够感受到但用语言表达不出的东西，就像他拖拉着的那条瘸腿。它布满伤疤，发育不全。它是不幸的，不幸使人怜悯；它又是丑陋的，丑陋令人厌恶。她对待大哥的感情就像对待大哥的瘸腿的感情一样，时而怜悯时而厌恶。怜悯加厌恶，厌恶加怜悯，她被这矛盾的感情纠缠着。 　　高马的玉米田里的玉米叶子嚓啦嚓啦响着，一阵清凉的风袭过来，先吹拂着她的头发，继而又灌进衣领，凉爽了她的全身。对高马的思念使她不敢看那块玉米田。对高马的思念使她迫切地想看那块玉米田。风不停息，玉米田喧嚣不安，已经枯萎了的玉米缨和半枯萎的玉米秸秆已经不能像它们年轻时那样随风起伏。那时，碧绿的叶片像柔软的绸带飘扬着，汇成一方清凉的绿浪；那时，她和高马躺在地上，仰脸看着头上的叶片和叶片缝隙中的蓝天白云，心中有幸福又有忧伤……想到这情景她就想哭。现在它们笔直地站着，风只能使它们的身体颤抖，而不能使它们起伏摇摆了。 　　枯黄的豆叶也刷刷地响着，有几片还在地上翻滚。干硬的豆荚扎得她的手痛。她看看因两个月不干活而变得细嫩了的手，叹了一口气。这叹气的宗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感觉到大哥斜着眼看过来，对大哥的厌恶增加，对高马的思念也增加了。她机械地割着豆子，镰刀下蹦出一只灰黄的野兔。它只有拳头般大，有两只漆黑的眼珠。小野兔跑得很慢，她扔下镰刀，跑两步，小野兔龟缩起来，耳朵紧贴在背上，好像害怕。她蹲下，用一只手捂住它。当她的手捏住它的耳朵时，一种极其温柔的同情心冲击着她。它的耳朵是那样娇嫩，好像两片半透明的花瓣，她担心捏碎了它的耳朵，便把它捧在手里。它的温暖柔软的肚皮接触着她的手掌，它的笨拙的嘴巴畏畏缩缩地嗅着她的手掌外侧，她被深深地感动了。 　　“找根绳拴起来吧，没准能养活。”大哥在身旁说。 　　她在兜里摸着，想找根东西拴它，没有，她失望地往地上看。大哥从鞋上解下一根鞋带，也不说什么，就拴住了野兔的腿。拴得很紧，野兔的腿蹬崴着。她出神地看着连结在大哥瘸腿上那只脚，脚背上覆盖着黑灰，像涂了一层漆般发亮。大哥拿走野兔，把它拴在高马家地边上的一株粗壮的玉米上。大哥还用镰刀砍了一根没有棒子的“孤寡”玉米秸子，剥掉青皮，嚼着秸秆，吮吸着甜汁。 　　她不时地回头去看那只野兔，每次都发现小野兔在那里挣扎。它用力往前拽，好像要撕下一条腿用三条腿逃跑。她跑过去，把鞋带割断，解开，放走了野兔。她目送着它，见它一瘸一拐地钻到玉米田深处了。她怔怔地望着一株株愁苦不堪的玉米，心中似有所期望，又不知期望什么。玉米田里仿佛躲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 　　“妹妹，你有一颗菩萨一样的善心，”大哥站在她身边说，“好心必有好报，妹妹，你会有好日子过的。” 　　大哥嘴里喷出一股蒜薹的味道，令她十分厌恶。中午吃饭时，全家人都对她很热情。她猜想一定是大哥把她上午的表现汇报给了家人。三秋大忙，一个人恨不得分成两半用，其实也没有力量日日监视她。午饭后，她主动地去井上挑水，爹和娘都注视着她，但没有说什么。挑回一担水，倒进水缸里。她又去挑第二担，爹和娘长出了一口气，凭感觉她知道自己被信任了。 　　她期望着能在井台上碰到高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