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虽然事情发生了，但这不是我的错！” 　　每当人们犯下错误的时候，往往会通过自我辩护来尽力消除那些动摇自我价值感的认知失调。人们会任凭自己的头脑虚构出免除责任的种种理由，不断强化自己聪明、有德行、不会犯错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恰恰让我们变得愚蠢、没有德行、错误不断。这就是自我辩护造成的危害。 　　《错不在我》基于多年的心理学研究，是极具洞察力和吸引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美国心理学界梦幻组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以流畅有力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从政治、法律、医学、家庭、爱情与人际关系等各个角度，对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自我辩护导致了何种伤害，以及我们如何克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引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第一章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第二章 傲慢与偏见，以及其他盲点 第三章 记忆：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 第四章 良好的愿望与糟糕的实践：心理治疗中的“闭环思维” 第五章 司法系统中的失调与自我辩护 第六章 爱情杀手：婚姻中的自我辩护 第七章 创伤、裂痕、战争与自我辩护 第八章 承认错误，放弃自我辩护 后记 注释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己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当然，大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可能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命运。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所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其加以辩护。比如，政客们往往会为我们提供最直观、最具悲剧性的案例。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乔治·W·布什充当了“即便是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的角色。布什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错误地宣告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错误地预言伊拉克人会站在街头载歌载舞地欢迎美国士兵，他严重错误地低估了这场战争中的人员和资金的损失。布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6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竟然郑重其事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即便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闻评论员都要求小布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他仍为战争寻求新的辩护理由，包括除掉一个“魔头”，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增强美国的安全，完成“（我们军队）为之牺牲的使命”等。2006年的中期选举被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视为这场战争的参照系，共和党因此失掉了参众两院；此后不久，16家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增加了恐怖主义横行的危险。然而，布什在向某个由保守派专栏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发表演讲时竟然宣称，“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当然，布什并非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为“基于错误估计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决策”进行辩护的政客。当年，林登·约翰逊没有听从谏言者对“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的反复忠告，陷入了“美国一旦撤退，整个亚洲便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自我辩护之中，他也因此失去了总统宝座。当政客们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勉强承认错误，但绝不会承担责任。哎，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但犯错的绝不是我，这个人的名字还不宜说出口。2当亨利·基辛格声称出错的是“政府”时，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府。这种自我辩护令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审视政客们的行为时，我们会感到有趣、震惊乃至恐惧。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尽管他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无疑会更大，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与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所以能够适应不愉快的人际关系或者孑然一身，是因为毕竟已经这样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工作方式，是因为我们会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辩护，而且无法对放弃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进行清晰的评估。我们会因为一辆二手车看起来华丽而购买它，然而为了让这辆该死的车运行良好，我们可能会花费数千美元，而且还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笔花费的合理性。由于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傲慢，我们自以为是地制造了与某个朋友或者亲属之间的隔阂，但我们却仍然将自己视为和睦的守护者——只要对方能够赔礼道歉。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通过撒谎或者编造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以及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让公众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所讲出的话（“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并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欺欺人。这也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欺骗性的原因，它会让人们确信自己已经尽力了。事实上，仔细想想，以下这些话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我正在为国家尽我所能”，“那些杂种是咎由自取”，“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无足轻重；而且也是让那些伪君子们的行为人尽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区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不同。奥尔德斯·赫胥黎 曾说过，“世上很可能不存在清醒的伪君子”。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纽特·金里奇 就不太可能对自己讲：“噢，我真是一个伪君子，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正搞得天翻地覆，我却有权在这里搞婚外恋。”同样，著名的福音传播者泰德·哈加德 显然是一个伪君子，他一方面公开斥责同性恋行为，另一方面却与一个男妓保持着性关系。 　　同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划出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对其加以辩护。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做过手脚？你可能会用“忘记了法定缴税额”作为借口，或者你会认为“如果其他人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是一个傻瓜”。你可曾有过未申报一些额外现金收入的情形？考虑到政府机构的腐败，你有权利这样做。你可曾在办公室里收发过个人电子邮件或者上网冲浪？你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更加精力饱满地投入工作，也是你对公司愚蠢制度的抗议，而且你的老板并不欣赏你多做的那些工作。 　　戈登·马里诺是一位哲学和伦理学教授，当他在一家旅馆投宿的时候，钢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掉了出来，于是一滴墨水滴在了丝制的床罩上。他决定将这件事告诉经理，但当时他已经很累了，而且他也不想赔偿损失。那天晚上，当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户外散步的时候，他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朋友建议我放弃做出这种道德狂热举动的念头，”马里诺说，“他认为经理巴不得出点类似的差错，这样就可以通过索取赔偿的方式来提高房费。他没有费多长时间，便说服了我不要去麻烦经理。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家家庭小旅馆里，我可能会马上报告这起事故，但这是一家连锁酒店，正是此类情况导致了欺骗行为的发生。不过退房的时候，我还是在前台为那滴墨水留下了一张便条。”3 　　但是你会说，所有的辩护都是正确的！旅馆房间的费用，的确包含了那些笨拙的客人所造成的维护成本！政府的确在浪费金钱！我所在的公司可能不会介意我花费一点儿工作时间收发电子邮件，而且我最终会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些说法是对是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些底线，我们便会为那些确认是“错误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窃贼。不论受到质疑的行为是类似在旅馆床罩上滴上墨水这样的小事，还是像挪用公款这样的大事，自我辩护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当研究者们询问丈夫和妻子他们分别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是90%。”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40%左右。”尽管不同的夫妻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其总和都会较大幅度地超过100%。4这会诱使人们推断这些夫妻中至少有一人在撒谎，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出现自利性扭曲，我们会忘记或者歪曲以往发生的事件，此时我们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并推脱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本巨大的责任变得渺小。不久，我们便可以说服自己，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在公开场合曾经讲过的话。约翰·迪恩是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顾问，正是他下令密谋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他对此做出了以下解释： 　　主持人：你是说那些编造故事的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吗？ 　　迪恩：的确如此。当你经常把一件事情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它也就变成了事实。例如，当新闻界得知新闻记者与白宫官员的通话被窃听，此时断然否认已经不能奏效，于是便有人声称那是国家安全事务。我确信许多人相信窃听电话是为了国家安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窃听行为暴露后他们虚构的辩护理由。你应该意识到，在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确坚信这一点5。 　　就像尼克松一样，林登·约翰逊也是一位自我辩护的高手。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的说法，当约翰逊开始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它，而且“不管以前有什么看法，或者事实本身如何”。 乔治·里迪是约翰逊的助手之一，他说约翰逊“具有一种非凡的接纳能力，这种能力令他确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了应当坚持的原则。当有人摆出他以往持有不同观点的证据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副无辜的样子尤其令人着迷。这并非一种实际的行动——他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接纳能力可以用来说服自己，只有那些当下合宜的‘事实’才是事实，任何与此相背离的事实都来自敌人的谎言。他会逐字逐句地将内心的想法变为现实。”6尽管约翰逊的助手们将这一点视为富有魅力的人格特征，但它很可能是导致约翰逊不能将美国从越战泥潭中拉出来的关键原因之一。一个只是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总统，很可能是在试图改变公众的看法；而一个对自己进行行为辩护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总统，则会在进行自我矫正时遇到障碍。在苏丹的丁卡(Dinka)部落和努尔(Nuer)部落中，有一种奇怪的传统。他们会拔掉孩子牢固的门牙——包括下面的6颗和上面的2颗——这样会导致孩子们下巴凹陷、下唇折叠、口齿不清。这种习俗显然是从破伤风（这种病会导致牙关紧闭）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村民们开始拔掉自己和孩子们的牙，这样就可以保证流体食物能够从缺口处被吸食。破伤风流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而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至今仍然要拔掉孩子们的牙。7事情怎么会这样呢？1847年，伊格纳奇·山姆维斯对他的同行给出了忠告：在接生婴儿前一定要先洗手。他清楚地知道，在对那些因产褥热病死的妇女进行尸检时，医生的手会接触到某种“病毒毒素”，并会将它传染给分娩中的妇女。（尽管尚不了解确切的机制，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山姆维斯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含氯抗菌液中洗手，此后产褥热死亡率迅速下降。然而他的同事们却拒绝接受山姆维斯的这个建议，这样他只能在自己的病人中维持着较低的死亡率。8为什么不能迅速推广山姆维斯的发现，并为他能够发现导致如此之多无谓死亡的原因，而热情地向他致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费迪南德·卢德伯格和玛丽尼娅·法恩海姆出版了畅销书《性欲丧失的现代女性》，在这本书中他们声称，一个在男性活动范围里功成名就的女性，看起来就像美国两大职业棒球联盟比赛中的获胜者，但是她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很大程度上她要靠与基本的本能抗争来做出牺牲。在严峻的生活现实中，她不得不经常性地适应这种激烈的竞争，这会对她造成伤害，特别是伤害到她自身的感受。”这会让她变得冷淡，而且，“处处向男性发起挑战，再也不能容忍扮演哪怕是相对服从的角色。许多女性发现她们的性能力在减退”。9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法恩海姆博士从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她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告诉女性不要拥有事业，可是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变得冷淡并且会依靠基本的本能抗争来做出牺牲吗？ 　　加利福尼亚州科恩县治安署逮捕了一名退休的中学校长帕特里克·邓恩。警方怀疑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检察官约谈了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做了相互矛盾的陈述。其中一位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女士，她缺乏对嫌疑人的情况进行隐瞒的个人动机，而且她的老板支持她对事件的解释。另一位则是被判了6年监禁的职业罪犯，此人向检察官所做的陈述暗示邓恩有罪，但除他本人的话之外，他无法对自己的陈述提供任何证据。于是，检察官不得不在相信那位女士（相信邓恩是无辜的），还是相信那个罪犯（相信邓恩有罪）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相信那个罪犯。10为什么会这样呢？ 　　通过对自我辩护内在机制的理解，我们便可以回答此类问题，并且可以解释人们所做的许多看起来不可理解乃至疯狂的事情。目睹那些凶残的独裁者、公司里贪婪的首席执行官、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谋杀的宗教狂热分子、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神职人员，或者那些为了家庭遗产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欺骗的人，许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何会对这一切心安理得呢？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恰恰采取了与我们同样的行事方式。 　　自我辩护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就其自身而言，它未必是一件坏事——它能够保证我们在夜里安睡。离开了它，我们会让难以忍受的困窘持续下去。由于没有选择特定的道路，或者所选择的道路非常糟糕，我们会感到遗憾并因此备受折磨。我们会在事后因为自己所做出的几乎所有的选择而感到苦恼万分：我们是否做对了那件事情？是否选对了自己的另一半？房子是否买得合适？挑选的汽车是否最好？是否选对了职业？然而，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会将我们拖向更深的深渊。它会制约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去纠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评估的能力。它会加深爱人、朋友以及民族之间的裂痕；它会阻止我们放弃不健康的习惯；它会容忍罪犯对他们的行为逃避责任；它会导致许多专家坚持那些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错误看法和做法。 　　生活中，没有人能够做到不犯错误。但我们的确有能力这样讲：“错误不会再犯，因为它已经不起作用了。”人皆有过，但在犯了错误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人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做到首先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惑。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是认知失调，这是一种与自我辩护的产生密切关联的心理机制，它维护着人们的自信、自尊以及社会认同。在随后的几章里，会详细分析自我辩护的一些最具危害性的后果：它如何加重偏见和贪腐，如何扭曲记忆，如何把专家的自信变为傲慢，如何产生并维系着不公正，如何将爱隐藏起来，如何造成仇恨和裂痕，等等。 　　本书能够带给读者的好消息是：通过认识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可以打破这种联系。为此，在最后一章我们会退一步来思考问题，发现那些个体的、人际的以及社会的应对措施。搞清楚这种机制，是找到改变和挽回策略的第一步，也正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

　假定有两个在态度、能力和心理健康方面相同的年轻人，他们都相当诚实并且对某件事都持有同样温和的态度。例如，他们都认为作弊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坏的罪行。现在，他们两人正在接受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将决定着他们能否考取研究生。在撰写一篇重要的文章时，他们都感到毫无线索可循。眼看就要错过这场考试了……此时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次作弊的良机，他们可以读到其他同学的答案。这两个年轻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其中一个人屈服了，而另外一个人则抵挡住了诱惑。做出这两种决策可谓一念之差，他们两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选择对方的决策。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也付出了各自的代价：其中一个人为了获得好成绩放弃了诚实，而另外一个人则放弃了好成绩保全了自己的诚实。 　　现在的问题是：一周之后，他们会如何看待作弊？假设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位屈服于诱惑的年轻人会认为，作弊并没有太大的罪过。他会对自己说：“嗨，人人都会作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为了将来的前程我必须这样做。”而拒绝了诱惑的那位年轻人则会认为作弊的不道德程度加强了：“实际上，那些作弊的人是非常无耻的，他们应当被学校永远开除，对他们必须做到惩一儆百。” 　　在这两个学生自我辩护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他们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大；其二，他们的看法已经内化，他们认定自己一直这样看待作弊。24似乎一开始他们站在金字塔顶端，相距不过几毫米；但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之后，他们已经滑落到了金字塔的底部，站到了塔基相对角的两端。那个没有作弊的学生认为另一个人是完全不道德的，而作弊的学生则认为另一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清教徒。这一过程揭示了受到过痛苦诱惑的人是如何抵制诱惑，进而几乎要屈服于诱惑，但是在最后一刻却又抵挡住诱惑，并如何逐渐厌恶甚至憎恨那些没有成功抵挡住诱惑的人。正是那些几乎注定要生活在玻璃屋里的人们，掷下了第一块石头。 　　金字塔的比喻可以运用于与道德抉择和生活抉择有关的绝大多数决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将考试作弊替换为：临时决定做某件事（或者拒绝这样做），尝试吸食某种毒品（或者拒绝这样做），食用类固醇来提高运动能力（或者拒绝这样做），维持一段麻烦不断的婚姻关系（或者拒绝这样做），指证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或者拒绝这样做），为保护自己的雇主、保住自己的工作而说谎（或者拒绝这样做），生育子女（或者拒绝这样做），寻求一份工作（或者在家带孩子）。一旦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拿不定主意，或者一旦这两种选择各有得失，那么他便会急于为自己做出的决策辩护。但是，当这个人站在金字塔底部的时候，犹豫不决便会变为确定无疑，他会同任何与其观点相左的人针锋相对。 　　这一机制使得人们习惯做出的“我们这些好人”和“他们那些坏人”的区分变得模糊。当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往往并非黑与白、做与不做的选择，而是后果不明朗的灰色选择。人们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而正确的决策也并非总是一清二楚。人们做出了一种过早的、明显不合理的决策，然后通过为其辩护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由此落入一个环环相扣的陷阱——行动，辩护，再行动，这使得我们行动的强度和承诺得以强化，并最终导致我们远离最初的意愿和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