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有话要说

　在《贫僧有话要说》中，星云大师回顾了他一生的弘法经历，从大陆到台湾，依靠着“佛教靠我”的理念，筚路蓝缕，以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艺文化、事业化、制度化、国际化为目标，使人间佛教在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佛光山的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逐步拓展至全球，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三百多所道场，又创办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云水医院、佛教学院，暨兴办西来、佛光、南华、南天及光明大学等，实现了他“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在回顾历史中，这位近90高龄的智者，分享了他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最新认知。同时，还全面回应了以往媒体对佛教及佛光山的质疑，真诚嘱托佛光山人：“希望后来者成为国家社会的一股清流，为社会增加养分。”

《贫僧有话要说》序 　　二○一五年三月，台北市政府对慈济功德会在内湖园区开发一事表示异议，此事历四任市长终没有通过。台湾媒体对慈济挞伐，引起了轩然大波，佛教界也受到波及。 　　其实，慈济对于台湾的社会也有正面的贡献，不能因为内湖事件，完全抹杀他们几十年来的喜舍、救苦救难。慈济集合佛教信徒、社会人士慈悲布施，为社会福利做的一切，并不只属于寺庙道场，而有了社会的慈善团体的意义。因为在主管单位上，他们大部分的事业隶属“卫福部”或“内政部社会司”管辖，是社团；而佛教的寺庙道场、佛教会大多属于“内政部民政司”管辖，是教团，因此在性质上，这恐怕是最大的不同了。 　　当然，慈济也应该检讨，除了各地的开发引起社会的异议，尤其对于财务没有实时公开，为社会所诟病。贫僧在三十多年前，也曾经为慈济医院主持破土奠基典礼，应该与慈济也有一些因缘，现在看到媒体因为慈济事件而践踏佛教，贫僧不得不出来有话要说。 　　最初只想写一说、二说，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社会对慈济和佛教的攻击有蔓延之势，后面就又再写三说、四说，一直写到二十说。记得我在海南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因《人间福报》四月一日创刊十五周年纪念，要刊登这许多文章，写了一篇《贫僧有话要说·序》。 　　没想到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支持佛教的海内外信徒、各界人士对此反响非常热烈。我出家七十七年来，从未见过佛教徒对于佛教这么样的热络，甚至鼓励我在二十说之后，继续说下去。我在感动之余，就请佛光山书记室妙广法师等，由我口述，他们帮我记录，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四十说。 　　这四十说旨在说明，在六十年前，我从宜兰度化青年，用音乐、歌唱、舞蹈，启动人间佛教弘传的开始，到一九六三年在高雄创办佛教学院，接引一些青年学佛、出家，培养佛教人才，共同推动人间佛教的过程。后来，又迁移至佛光山，如今，佛光山开山也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佛法也遍传全球五大洲了。 　　佛光山非个人所有，是佛教和信徒共成，在口述这许多历史的时候，把佛光山为社会兴办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藉这个机会，让贫僧向社会和信徒做一个报告，觉得也是好事；同时，也勉励佛光弟子，在未来有一个修持上的依循。例如：要有平等的性格，要有“佛教靠我”的观念，要有“与病为友”的想法，要能对社会救苦救难，要珍惜生命、爱护生态、重视心灵环保等。 　　凡是宗教，你信仰他，他就是佛、是神，你不信仰他；他就是魔、是鬼，佛魔之间、神鬼之间，由人自己选择。贫僧在此，也只希望这个社会能够人心净化，增加道德和社会的美好，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这就是写这本《贫僧有话要说》的微愿了。 　　这些文章在《人间福报》发表期间，信徒纷纷响应，表示要出资赞助，希望结集出版。后来由我的公益信托基金、“中国佛光传道协会”和《人间福报》读者、信徒共同印刷一百万册繁体版在台湾赠送给社会各界人士。书中除了这四十说以外，还收集部分文章作为附录，那是贫僧过去不成为诗的诗作，《贫僧有话要说》繁体版出版后，读者纷纷响应，有近万封的回响，里面有许多的见解、看法，我们只能从中选择一些觉得应该与读者共同分享的内容，也已编辑成册，提供给大家参考、指教。期盼这个社会对人间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贫僧最大的希望了。

　我还是以“贫僧”为名吧！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我童年家贫，甚至三餐不继，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虽然无钱入学念书，但是我有双手、双脚，眼耳鼻舌身俱全，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 　　我一生历经北伐、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呱呱坠地了。 　　十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沉浮在死人堆里苟活。与此同时，父亲在南京的战争硝烟里人间蒸发，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止是贫穷可说呢？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对于生活中的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十二岁出家之后，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禅寺，都是生活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无亲无故，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仍然不觉得贫穷。 　　但后来，因各种的因缘，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一百三十多亿台币，使佛光山发展起来其实何止于此。其中，南华大学有四十多亿，佛光大学有六十多亿，普门中学有二十多亿，均头中小学和均一中小学有近二十亿，加上老人仁爱之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止五百亿吧！ 　　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 　　皆非我有 乃大众所共有 　　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到了现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可以说也乐善好施，佛教里《金刚经》说，布施要无相，度生要无我。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至于创办的学校、寺院，本来就为十方财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贫僧”又是谁呢？ 　　不过，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项：“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的十多亿，但那也不是我的。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私人不能动用，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贫僧也不能加以干涉。这几年基金会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卓越教师奖”等。这些钱，也并不是化缘所得，是贫僧六十多年来稿费、版税、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居功。 　　享受贫穷 也是一种快乐 　　回忆五十年前开创佛光山，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我不赶经忏替人念经，我不出外化缘、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于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超市商店购买物品。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所有一切，都归公佛光山教团所有，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很安然地过我的“贫僧”生活。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在开山初期，所有的拜垫、桌椅、图书、杂志，以及至少可以举办二、三十次展览的名家书画，例如：李自健的油画、施金辉的观音像、高尔泰的禅画、香港阿虫的漫画、何山的敦煌壁画、贺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国画等等，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缘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艺术无价，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 　　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甚至辱骂我，我都很感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个人什么都不要，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 　　就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来说，我想他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没有假日，他们使用的教室、寮区，配备的还是五十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贫乐道，还要为社会服务，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空间因缘做一点 　　研究功课、多了解一些呢？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思想、生活面貌吗？ 　　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地践踏，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持之以平。贫僧坦诚地向社会报告：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没有用过橱柜，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身旁橱柜也很多，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我有一张八米的长条桌，吃饭、会客、写作、会议、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坐过。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四十多年的后半生。 　　吾安于贫 自信用钱得宜 　　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不喜爱对外应酬，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如果不去参加，他说你不同他合作；请你吃饭，如果你不去应酬，他说你看不起他。为了要看得起他、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开会、吃饭，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来。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减少了很多的应酬，贫僧有了时间写作、读书、课徒，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 　　不过贫僧也知道，我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我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人缘。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观，还是多姿多彩、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但我们自信，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 　　贫穷会衍生罪恶，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仰，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是厚道的。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我还是以“贫僧”为名吧！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我童年家贫，甚至三餐不继，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虽然无钱入学念书，但是我有双手、双脚，眼耳鼻舌身俱全，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 　　我一生历经北伐、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呱呱坠地了。 　　十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沉浮在死人堆里苟活。与此同时，父亲在南京的战争硝烟里人间蒸发，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止是贫穷可说呢？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对于生活中的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十二岁出家之后，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禅寺，都是生活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无亲无故，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仍然不觉得贫穷。 　　但后来，因各种的因缘，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一百三十多亿台币，使佛光山发展起来其实何止于此。其中，南华大学有四十多亿，佛光大学有六十多亿，普门中学有二十多亿，均头中小学和均一中小学有近二十亿，加上老人仁爱之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止五百亿吧！ 　　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 　　皆非我有 乃大众所共有 　　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到了现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可以说也乐善好施，佛教里《金刚经》说，布施要无相，度生要无我。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至于创办的学校、寺院，本来就为十方财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贫僧”又是谁呢？ 　　不过，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项：“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的十多亿，但那也不是我的。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私人不能动用，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贫僧也不能加以干涉。这几年基金会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卓越教师奖”等。这些钱，也并不是化缘所得，是贫僧六十多年来稿费、版税、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居功。 　　享受贫穷 也是一种快乐 　　回忆五十年前开创佛光山，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我不赶经忏替人念经，我不出外化缘、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于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超市商店购买物品。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所有一切，都归公佛光山教团所有，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很安然地过我的“贫僧”生活。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在开山初期，所有的拜垫、桌椅、图书、杂志，以及至少可以举办二、三十次展览的名家书画，例如：李自健的油画、施金辉的观音像、高尔泰的禅画、香港阿虫的漫画、何山的敦煌壁画、贺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国画等等，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缘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艺术无价，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 　　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甚至辱骂我，我都很感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个人什么都不要，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 　　就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来说，我想他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没有假日，他们使用的教室、寮区，配备的还是五十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贫乐道，还要为社会服务，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空间因缘做一点研究功课、多了解一些呢？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思想、生活面貌吗？ 　　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地践踏，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持之以平。贫僧坦诚地向社会报告：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没有用过橱柜，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身旁橱柜也很多，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我有一张八米的长条桌，吃饭、会客、写作、会议、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坐过。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四十多年的后半生。 　　吾安于贫 自信用钱得宜 　　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不喜爱对外应酬，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如果不去参加，他说你不同他合作；请你吃饭，如果你不去应酬，他说你看不起他。为了要看得起他、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开会、吃饭，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来。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减少了很多的应酬，贫僧有了时间写作、读书、课徒，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 　　不过贫僧也知道，我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我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人缘。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观，还是多姿多彩、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但我们自信，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 　　贫穷会衍生罪恶，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仰，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是厚道的。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