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及整个官僚阶层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作了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他又劝说和要求被压迫者不要反抗，要饶恕自己的敌人，去爱那些压迫者。显然，托尔斯泰创作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是由俄国宗法制这一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托尔斯泰开出的这种“救世良方”虽然是糊涂的、错误的，但就作家的本意而言却也是真诚的。他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一般地说，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性的作家，并不一定要去“开药方”、“指出路”。作家往往是很难胜任这种任务的，人们也不应该对作家提出这种苛求。诚如恩格斯指出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恩全集》第36卷第386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复活》之所以优秀，之所以不朽，不在于作者所开的那份“救世良方”，而在于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是19世纪俄国文学泰斗。他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经典名著，它们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了。 　　《复活》写于1889至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杰作，一部不朽的史诗。它通过对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被涅赫留多夫公爵诱奸后沦为妓女及后来的一系列悲惨遭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黑暗的沙皇俄国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了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对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复活”是全书的基本主旨。作者精心地描写了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复活过程，也描写了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 　　小说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姑娘，对生活和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她是一个女农奴的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在两个地主老姑娘家里干活。卡秋莎3岁时母亲死了，由两个老姑娘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后她就有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卡秋莎满16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涅赫留多夫公爵（当时是一个大学生）来到姑母家度假，卡秋莎与涅赫留多夫很快相识并相爱了。不过当时的涅赫留多夫还是一个单纯、无邪的青年，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三年后，当他大学毕业成为军官后，他就变成一个迷恋酒色、贪图享受、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了。这一年他再次来到姑母家，在那里住了四天，临走的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卡秋莎才知道自己怀孕了。怀孕后她已无法再待在老姑娘家里，只好单身跑出来，先是在警察局长家做用人，受到这个警察老流氓的调戏，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又被林务官强暴。她处处被侮辱，不断被抛弃，最终沦为妓女。在七年被蹂躏、被践踏的妓女生活中，她只有用抽烟和酗酒来打发日子，身心已完全麻木了。最后，在一桩人命案中她被诬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送上法庭。 　　涅赫留多夫开始时也是一个善良的、有抱负的青年，在大学读书时他就迷上了斯宾塞的学说，并决心要把土地交给农民。但自从混迹于上流社会后，他改变了信念，变得虚伪自私，精神道德上已经堕落了。现在他平步青云，已当上了莫斯科某地方议会的议员，并且是地方法院的陪审员。没想到，冤家路窄，竟在法庭上与玛斯洛娃再次相遇。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平白无故地被判苦役，特别是她在法庭上的那种“我没罪，我没罪啊”的绝望叫喊，突然震撼了涅赫留多夫的良知；恐惧和悔恨同时袭来，使他顿时产生了负罪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就是把卡秋莎推上堕落道路的第一罪人。于是他决心改变自己：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卡秋莎，要求她的宽恕；他再也不去与省长女儿米西小姐约会；他把自己的豪华住宅典出去，辞掉用人，住进了一家公寓；为了减轻卡秋莎的刑罚，他提出上诉，四处奔走，甚至决定与卡秋莎结婚来为自己赎罪。 　　作者对涅赫留多夫的精神道德“复活”的过程写得极其细腻，层层深入，鞭辟入里。首先是在法庭上他与卡秋莎的相遇对他引起的强烈的心理反应，这是他复活的第一步。接着是对法庭及法官的腐败及整个司法不公的揭露，对监狱的黑暗和恐怖的描绘，对上层贵族生活的奢侈、糜烂和庸俗虚伪的厌恶和不满，对处于饥寒交迫、濒于死亡的农民及广大劳动者的同情，等等，这一切均说明涅赫留多夫对事物的观点已发生变化，仿佛又回到了有理想的青年时期，这时他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又从附和或同流合污转变为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也表明他已从对卡秋莎一个人的同情提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憎恶和对整个劳动阶层的爱，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在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升华，即从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平进而领会到它是整个社会不公平和整个社会充满罪恶的根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涅赫留多夫从贵族阶级的立场转到了广大的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精神复活了。 　　卡秋莎同样有一个精神复活的历程。她被涅赫留多夫抛弃后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血泪告诉了她，世间没有真情，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把她当作泄欲和赚钱的工具。因此当涅赫留多夫第一次去监狱看望她，向她表示赔罪时，由于她精神已经麻木，完全不以为然，甚至还一心盘算着怎样利用他一下，伸手向他要钱要物。但是涅赫留多夫第二次去看望她，提出要与她结婚，用实际行动来向她赎罪，并说，在上帝面前，他应该这样做时，她那关闭已久的回忆闸门却突然被冲开了，她几乎要把埋藏在心里的一切憎恨、一切苦水全部吐出来，厉声对涅赫留多夫喊道：“怎么又出来一个上帝呢？你根本是言不由衷。上帝，上帝是什么？你当初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你给我走开，我是苦役犯，而你是公爵，你不用到这里来。你是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世拿我取乐不算，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显然，卡秋莎这种突发的狂怒是她精神觉醒的第一步。而当涅赫留多夫的第三次探监时，卡秋莎已经判若两人了，用涅赫留多夫的话说：“她变了，她发生了对她灵魂来说很重要的变化。”她变得态度平和了，变得特别关心别人，愿意为别的犯人求情，希望改善其他犯人的处境。不过她精神上的最后复活是在跟监狱里的政治犯接触之后。 　　涅赫留多夫为卡秋莎上诉，四处奔波，历尽艰难，但是上诉最终失败了。法庭宣布玛斯洛娃一案维持原判。于是在炎热的七月，涅赫留多夫跟着卡秋莎一行苦役犯一同上路。在赴西伯利亚这条漫长的路途中，卡秋莎认识了跟她同路的政治犯西蒙松。西蒙松对她非常尊重和体贴。在西蒙松和政治犯们的启发和帮助下，卡秋莎终于卸下了一切精神枷锁，复活了。她没有与涅赫留多夫结婚，而最后与西蒙松结合了。涅赫留多夫虽然心里有些不快，因为这毕竟多少有损于自尊，但是，同样复活了的涅赫留多夫也表示尊重卡秋莎的决定，并为她有这样的结果和有这样一个保护人而感到宽慰。 　　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创作时正确指出：托尔斯泰抛弃了“贵族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在自己的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道义力量鞭挞了统治阶级，彻底撕下了专制制度的一切假面具，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传达了千百万农民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呼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称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在开头和结尾都大量摘录了《圣经》的章节，在描写涅赫留多夫和卡秋莎的“复活”过程中，也积极宣传了他的那套“精神的人”同“动物的人”的斗争、“道德自我完善”、“不抗恶”等托尔斯泰主义，这无疑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沙皇专制制度及整个官僚阶层进行了最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作了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他又劝说和要求被压迫者不要反抗，要饶恕自己的敌人，去爱那些压迫者。显然，托尔斯泰创作思想中的这种矛盾是由俄国宗法制这一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托尔斯泰开出的这种“救世良方”虽然是糊涂的、错误的，但就作家的本意而言却也是真诚的。他为不能替这个病态社会开出一张正确药方、为俄罗斯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而苦恼。最后他仍不得不求助于他所厌恶的宗教。结尾中涅赫留多夫手捧福音书，在《圣经》里领悟了生活，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这一生活的新时期“将如何结束”，作者只好说：“那就得看将来了。”其实，一般地说，一位作家，哪怕是有倾向性的作家，并不一定要去“开药方”、“指出路”。作家往往是很难胜任这种任务的，人们也不应该对作家提出这种苛求。诚如恩格斯指出的，一部作品“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恩全集》第36卷第3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复活》之所以优秀，之所以不朽，不在于作者所开的那份“救世良方”，而在于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作为杰出的艺术巨匠，托尔斯泰的创作有三大特点：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卓越的心理描写，非凡的艺术表现力。这三大特点在《复活》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首先，就其社会批判的深度、人物描写的广度和艺术表现的力度而言，这部作品都无疑达到了最高峰，它给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19世纪末沙皇俄国的生活的全景画面，实际上可以说它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总结。同样，作者的心理描写手法在《复活》中也运用得更加灵活和娴熟了。随着社会矛盾冲突的加速和尖锐化，托尔斯泰在深入人物的心理冲突时，更加注意了快节奏的内心活动和跳跃性的心理转换，塑造了各种既具有时代特征又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深刻而真实地再现了活动在那个日益激荡的灰色时代的各种舞台上的众生相。在语言方面，这部作品也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语言简朴、形象鲜明是伟大作家的一贯的创作风格。在《复活》中不仅主要人物卡秋莎和涅赫留多夫的形象像浮雕一样，鲜明、突出，其他几十个次要人物的形象也个个历历在目，令人不能忘怀。诚如高尔基所言，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最大的优点之一，——那就是感光板，描写得惊人的浮雕。当你读他的作品时，—— 我不夸大，我说个人的印象，——他刻画的形象巧妙到这样的程度，你会感觉到仿佛他的主人公的肉体的存在；他仿佛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想用手指去触摸他”。（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再也没有人比高尔基说得更好更中肯了。 　　李辉凡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 一 ］ 　　集中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极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土里，叫它草木不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个干净；用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砍伐树木，赶走所有的鸟兽。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论在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被除尽的地方，到处都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家雀和鸽子，随着春天的来临，欢快地开始筑巢建窝，就连墙边的苍蝇，也在温暖的阳光下嗡嗡地飞舞起来。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以及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相互倾轧。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赐予的世间的美，即那个能引向和平、和谐和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正因为这样，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9时之前，务必把在押的受过侦讯的三个犯人——一男二女，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妇女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今天，4月28日上午8时，看守长根据这道命令，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一起走进走廊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她问道，同值班看守走近一间门朝走廊开着的牢房前。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看守吆喝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从田野里吹来的新鲜的、使人清爽愉快的空气，而这走廊里的空气却是令人难于忍受，里面充满伤寒病菌，充满着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臭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还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全身困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的声音和光脚的走路声。 　　“喂，听见没有，玛斯洛娃，快点儿，别磨蹭了!”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了出来，很快地转过身子，在看守旁边站住。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要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特别是由于这张脸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十分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稍稍昂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然后停下来，做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正要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满是皱纹的苍白而又严厉的脸来。老太婆要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 　　“好歹有个结论也比现在强，”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走，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杂的男牢房。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口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后来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坎，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有点放心。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扰它们。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