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重要的史学家，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 。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具有完全意义的通史。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也正因为此，现在喜欢阅读中国历史知识书籍的读者越来越多。但这样的读者时常会遇到如下问题。 　　首先，在大量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中，为了阐述史实，保证内容的原汁原味，就不得不频繁引用史书上的内容，但正是由于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各种变迁,史书中的大量古汉语词汇中有较多生僻字，这对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言,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甚至不知其音。 　　另外，有些生僻字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在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中都留出空白，现代读者已经很难看到古文的原貌。 　　再者，编者在梳理文稿的过程中，有感于中央电视台于2013年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充分认识到现在中国人中提笔忘字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从节目的现场情况来看，有些汉字的读音似乎也与人们通常记忆中的读音相差甚远。可见现在中国人在文字语言能力方面的逐步弱化。由此想到了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曾在《白话本国史》中引用《世宗本纪》的一句话（参看原书第二章：南宋金元的兴亡第三节金朝的灭亡）： 　　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编者进行了大量阅读、对比工作，翻阅各类古书文集，依靠自己所掌握的辨识繁体字及生僻字的能力，以《白话本国史》繁体本为基础，充分尊重原著，尽可能的保留原书内容，并通过查阅《康熙字典》，对文中的生僻字单独标注了拼音，迎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更能够深入了解历史知识。 　　编者认为，喜欢读书的人、尤其是喜欢阅读历史知识的人，一定不是易于忘本之人，但现阶段大多数国人的文字、语言能力却也不容乐观。如果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在了解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对文字、语言能力有所裨益，对于编者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编者说 前　言 序例 绪论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 第二章　中国的历史 第三章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第四章　本书的分期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节　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 第二节　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第四节　禹的治水 第四章　三王时代 第一节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第二节　夏殷的兴亡 第三节　商朝的事实 第四节　商周的兴亡 第五节　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 第一节　春秋 第二节　战国 第六章　汉族以外的诸族 第一节　獯粥 第二节　东胡 第三节　貉 第四节　氐羌 第五节　粤 第六节　濮 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 第二节　封建 第三节　官制 第四节　教育和选举 第五节　兵制 第六节　法律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一节　农业 第二节　工商业和货币 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 第十章　古代的宗教和文化 第一节　古代的哲学和宗教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变迁 第三节　东周以后的学派 第二篇　中古史(上) 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 第二章　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一节　豪杰亡秦 第二节　项羽的分封和楚汉的兴亡 第三节　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第三章　汉初的休养生息 第四章　汉朝的武功 第一节　匈奴 第二节　西域 第三节　朝鲜 第四节　闽粤南越和西南夷 第五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第六章　社会革命 第七章　后汉的兴亡 第一节　光武的中兴 第二节　后汉的武功 第三节　后汉的外戚和宦官 第八章　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赋税 第四节　兵制 第五节　法律 第六节　学术 第二篇　中古史(中) 第一章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第一节　后汉的乱源 第二节　汉末的割据和三国的兴亡 第二章　两晋和五胡 第一节　晋初异族的形势 第二节　八王之乱 第三节　西晋的灭亡 第四节　胡羯的兴亡 第五节　鲜卑的侵入 第六节　东晋内外的相持 第七节　苻秦的盛强 第八节　淝水之战和北方分裂 第九节　拓跋氏的兴起 第十节　宋篡东晋和魏并北方 第三章　南北朝 第一节　宋齐的治乱 第二节　北魏的盛衰 第三节　东西魏的纷争和侯景乱梁 第四节　周齐的兴亡和隋的统一 第四章　军阀和异族 第二篇　中古史(下) 第一章　隋朝的内政外交 第一节　隋文帝的内治 第二节　回族的起源和分布 第三节　高车和柔然 第四节　突厥的起源 第五节　突厥的盛强和隋朝与突厥的交涉 第六节　朝鲜半岛三国和中国的关系 第七节　隋唐的兴亡 第二章　唐朝的初盛 第一节　唐太宗灭突厥 第二节　藏族的兴起 第三节　印度阿利安人入藏 第四节　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 第五节　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 第六节　武韦之乱和开元之治 第三章　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第七节　门阀的兴废 第三篇　近古史(上)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灭亡 第一节　安史之乱 第二节　唐中叶后的外患 第三节　肃代到穆宗时候的藩镇 第四节　宦官的专横 第五节　黄巢之乱和唐朝的灭亡 第三章　五代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一节　梁唐晋的争夺 第二节　契丹的兴起和侵入中国 第三节　周世宗的强盛和宋朝的统一 第四章　北宋的积弱 第一节　宋初和辽夏的交涉 第二节　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第三节　王荆公的变法 第四节　神宗的武功 第五节　元祐绍圣的纷更和徽宗的衰侈 第五章　北宋辽金的兴亡 第一节　女真和金室的起源 第二节　辽朝的灭亡 第三节　北宋的灭亡 第三篇　近古史(下) 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 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 第二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 第一节　蒙古的由来 第二节　蒙古征服漠南北 第三节　金朝的灭亡 第四节　南宋的灭亡 第三章　蒙古的武功 第一节　大食盛强以后西域的形势 第二节　蒙古的西征 第三节　蒙古和朝鲜日本 第四节　蒙古和南方诸国 第四章　元朝的衰亡 第一节　汗位继承的纷争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第五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刑制 第五节　租税制度(上) 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第七节　钞法 第八节　学术风俗 第四篇　近世史(上) 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 第一节　明初的武功 第二节　瓦剌的强盛 第三节　蒙古的再兴 第四节　倭寇和丰臣秀吉 第二章　明朝的内治 第一节　宦官的专权 第二节　权臣和党祸 第三章　清朝的兴起 第一节　清朝的先世 第二节　建州女直的盛衰 第三节　海西女直的南迁 第四节　清太祖的兴起 第五节　辽东西的战争 第四章　明朝的灭亡 第一节　流寇和北都陷落 第二节　福唐桂三王的灭亡 第三节　郑氏和三藩 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第一节　满洲内部特殊势力的消灭 第二节　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第六章　近代的蒙回藏 第一节　种族和宗教的变化 第二节　黄教的盛行和天山南路的回教 第三节　卫拉特的盛强和清朝征服蒙古 第四节　清朝平定西藏 第五节　清朝平定卫拉特 第六节　清朝平定回部 第七节　清朝征服廓尔喀 第七章　近代的西南诸族 第一节　湘黔的苗族 第二节　滇黔的濮族和金川 第三节　两广的粤族 第八章　近代的后印度半岛 第一节　平缅麓川的灭亡和缅甸建国 第二节　清朝和缅甸的交涉 第三节　黎莫新旧阮的纷争和清朝讨伐新阮 第四节　暹罗的建国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节　乾隆时的衰机 第二节　嘉庆时的内乱 第四篇　近世史(下) 第一章　中西交涉的初期 第一节　西人的东来 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第五节　五口通商 第六节　英法兵攻破京城和东北的割地 第二章　咸同时的大内乱 第一节　太平军 第二节　捻军 第三节　回事 第三章　藩属的丧失 第一节　英俄的亚洲侵略和伊犁交涉 第二节　安南和缅甸暹罗的丧失 第三节　中日甲午之战和朝鲜的丧失 第四节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第四章　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 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上) 第五节　满蒙藏的危机(下) 第六节　清朝的末运 第五章　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第二节　学校选举 第三节　兵制 第四节　法律 第五节　赋税制度(上) 第六节　赋税制度(下) 第七节　币制的变迁 第八节　学术思想的变迁 第五篇　现代史 第一章　从武昌起义到正式政府成立 第一节　武昌起义和各省光复 第二节　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北迁 第三节　大借款宋案和赣宁之役 第四节　正式总统的举出和国会解散 第二章　俄蒙英藏的交涉 第一节　俄蒙交涉 第二节　英藏交涉 第三章　五月九日的国耻 第一节　五口通商以来外交上形势的回顾 第二节　日占青岛和二十一条的要求 第四章　帝制复辟和护法 第一节　帝制运动 第二节　对德宣战和复辟 第三节　护法战争和南北议和 第五章　南北分裂后的变故 第一节　皖直战争 第二节　军政府的绝续和北方下统一令 第三节　赣豫陕的战事和川湘鄂之争 第四节　直奉战争 第五节　北方黎徐的更迭和南方广州之变 第六节　各省的纷扰 第七节　裁兵废督和自治的潮流 第六章　最近的蒙藏 第一节　蒙古的取消独立和再陷 第二节　六年后的英藏交涉 第七章　最近的交涉 第一节　巴黎和会的失败 第二节　华府会议的参与 第三节　鲁案的解决 第四节　共同出兵和中东路 第五节　松黑航权和尼港事件 第六节　中俄的新交涉 第七节　中国和德奥的新交涉 第八节　日本在东北的形势 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 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第三节　新银行团的复活 第四节　最近的关税问题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 　　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开始任教，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学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国文专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学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后，又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沪江大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其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最久，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兼历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担任该校代校长。一九五一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先生是教学与研究相互推动的模范，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下大量的论著，计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一九四〇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断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汉史》（一九四七年）、《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国近代史》（一九九七年）；专著若干种：《经子解题》（一九二六年）、《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年）、《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国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学四种》（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学与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三部：《吕思勉读史札记》（包括《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一九八二年）、《论学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遗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十多种，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拟定写作序例，至一九二二年完成全书的编撰。一九二三年九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一九三一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一九三五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后，吕先生曾很仔细地作过一遍订正，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自评《白话本国史》“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藉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一九九〇年，《白话本国史》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改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 　　《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民国纪元之后是顺向增加，称民国二年、民国三年等，其与公元纪年的换算方法如下： 　　一、民国之后的换算方式为：1912-1+民国年数=公元纪年。 　　如：民国五年：1912-1+5=公元1916年，民国十年：1912-1+10=公元1921年。 　　二、民国之前的换算，因涉及公元前后，故有二种方式： 　　1.当逆推年数小于1912时，换算方式为：1912-民国前年数=公元纪年。如：前一九〇五年：1912-1905=公元7年，前七四五年：1912-745=公元1167年。 　　2.当逆推年数大于1912时，其年代已处公元前，换算方式为：逆推年数-1912+1=公元前年代。如：前二一二〇年：2120-1912+1=公元前209年，前二〇七八年：2078-1912+1=公元前167年。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原来宇宙之间，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这个变迁，就叫做“进化”。 　　因此，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他的“原因”，就可以预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要明白事情的因果关系，所以要“经验”。一个人的经验有限，要借助于别时代、别地方的人，就要有“纪载”。纪载就是“历史”。 　　所以历史是各种学问都有的。但是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法子是不行，就把宇宙间的现象，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究所得，再行想法子合拢起来。这个便唤做“科学”。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 　　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以为“史者，记事者也”，宇宙间什么现象，都应该记载在里头。所以《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什么专门的学问，譬如天文、律历；奇怪的事情，譬如五行，都有。现在的宗旨却不是这样了。 　　“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他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譬如断定既往，不如矿物学，推测将来，不如天文学)，然而决不能说他没有因果关系。研究历史之学，就是要想“认识这种因果关系”，这便是历史学的定义。 　　第二章 　　中国的历史 　　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譬如(一)人类之遗骸，(二)古物(无论工艺品、美术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都是。记载往事的书籍，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 　　我们中国的史籍，究竟怎样？我且举两种史籍分类的法子，以见其大概。一种是清朝的《四库书目》，这是旧时候“目录之学”中最后的分类。 　　一种是近人所撰的《新史学》，略参些新科学思想的(见《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 　　以上两种分法，都不十分正确，现在且别评论他。(要知道历史书分类的法子，可以自己把“目录之学”的书参考。其中应该先看的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书目》四种)。我以为历史的书，从内容上分起来，不过纪载、注释、批评三种(考订大抵属于注释，也有因此而下批评的)。其中又以纪载为主，必须有了纪载，批评、注释两种，才有所附丽，其间有主从的关系。 　　历史书所纪载的事实，从前的人将其分做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大类。(参看《文献通考》序。这两个名词，不甚妥当，但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名词，姑且沿用他，我以为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正史中的“纪”“传”是记前一类事实的，“志”是记后一类事实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图减省，所以正史可称为“纪传表志体”。各种历史，要算这一种的体例，最为完全。(所以从前把他立于学官，算做正史。)编年和纪事本末，是专记前一类的事实。政书是专记后一类的事实。从研究上说，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所以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这四种书在研究上都是最紧要的，因其都能“网罗完备”，而且都有一个“条理系统”。其余的书，只记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是许多零碎的事实)只可称为“未经编纂的史材”，专门研究，都是很有用的，初学暂可从缓。 　　我们中国是个文明开化极早之国，历史一类的书汗牛充栋，其余各种材料，却也不少。(譬如钟鼎碑刻和其余各种古器物，都有合于前说的古物一类，各地方特别的风俗，特别的方言，都有合于前说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一类。)可惜科学不甚发达，没有能够把他严密整理罢了。这就是今后学者的责任了。 　　第三章 　　现在研究史学的方法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 　　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便是现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他。其中最紧要的有两层：(1)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家的研究(譬如 　　天文、律、历。)；(2)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譬如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食货一类的史实，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生活状况，就知道社会物质方面，而物质方面，就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原因。) 　　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做精密正确的。(只要看从前人所考据的便可见。)所以考据之学，实在不能不讲，其中最紧要的也有两层：(1)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据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2)要参考外国的书，从前中国历史中，关于外国一部分最不正确。(譬如朝鲜、安南要算同中国关系最深的，然而纪载这两国的事情，还是误谬百出。)今后研究，必须搜罗他们自己的书。(《四库书目》著录外国人所自著的历史，只有郑麟趾的《高丽史》等两三种。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安南等，表面上都是我的属国，暗中却都是帝制自为，所以禁止国内的书籍不准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就不去考求，可谓闇(àn同暗)于外情了。)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史参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须参考西史；(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清朝未入关以前的事实，中国人完全茫昧，反要参考朝鲜人的著述，参看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就是个好例。(这一层，外国也是如此。譬如朝鲜人，讲高丽以前的历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国书参考。总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试看近人《章氏丛书》中的《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可见得中国的历史竟可供给墨西哥人参考了。) 　　这两层，是最紧要的。其余应当注意的地方还很多，且待下面讲到，随时再说。 　　第四章 　　本书的分期 　　从来讲历史的人，因研究的方便，总把他画分做若干时期。本书也用此法。现在把本书所分的时期，开列于下。 　　以上不过是大略的区划，其中一切事实，并不能截然分清。总而言之，是为研究上的便利。至于所以如此分法，读到后文自见，现在也不必絮烦。 　　第一篇 　　上古史 　　第一章 　　汉族的由来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现在世界上，固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之上，究竟民族宜乎单纯，还宜乎复杂？假如说复杂，可以复杂到怎样程度？自然也还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然则要晓得一个国家最古的历史，必须要晓得他最初的民族，也是毫无疑义的了。 　　建立中国国家最早的民族，就是“汉族”，这个也是讲历史的人，没有异议的。(近来有人说：汉字是一个朝代的名称，不是种族的本名，主张改称“华族”或“中华民族”。殊不知汉字做了种族的名称，已经二千多年，譬如唐朝用兵，兼用本国兵和外国兵，就称“汉蕃步骑”，这就是以汉字为种族之名的一证。而且现在还是一句活语言。——譬如现在称汉满蒙回藏，岂能改作华满蒙回藏？况且“种”“族”二字，用起来总得分别。汉族不能改作“华种”，若称“华族”，这两个字，有时候当他贵族用的，不免相混。若称“中华民族”，四个字的名词，用起来怕不大方便，而且现在“中华”做了国号，中国又是五族共和，这四个字，用到最近的时代，意义也容易混淆。总而言之，把臆定的名词，来改通行的语言，极难妥当。所以本书仍旧用汉族两字。) 　　然则汉族是从“有史以前”久已在中国本部的呢？还是从他处迁来，入“有史时代”，其形迹还有可考的呢？这便是“汉族由来”的问题。 　　关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要算是“西来说”最为有力。近来人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著述，要算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在《新民丛报》里。)最为详博。但是他所举的证据，还不尽可靠，我现在且举两种证据如下。①(这两种证据，似乎都还谨严的。) 　　其(一)古书上说昆仑的很多。《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郑注》“此……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典瑞“两圭(guī)有邸，以祀(sì)地旅四望”。《郑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疏：“案《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是也。”入神州以后，还祭“昆仑之神”，可见得昆仑是汉族的根据地。然则昆仑究在何处呢？《尔雅》：“河出昆仑墟。”《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也。其上有醴(lǐ)泉瑶池。”《说文》：“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原注海。”《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zōu)。”(《山海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都以河所出为昆仑。河源所在，虽有异说，然都起于唐以后，不能拿来解释古书。要讲“古代所谓河源”，《史记?大宛列传》所谓“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tián)。其山多玉石，采来。而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其说自极可靠。那么，如今于阗河上源一带。一定是汉族古代的根据地了。(《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释文》“马云：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疏》：“郑玄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郑以昆仑为山，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这一个昆仑，在如今西宁县的西边青海地方，和前一个昆仑无涉。所以孔疏特地申明一句道：“非河所出”，郭璞《山海经注》，也说：“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这个“海”是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 　　(二)汉族二字，是后起之称，古代汉族自称。他族称汉族，或说“华”，或说“夏”。《左传》戎子驹支对晋人，“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襄十四年。)《国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都是证据。近人因此附会到《列子》上头的华胥之国，固然不甚可靠。(列子这部书，本来真伪夹杂，这一段又是寓言。凡寓言里的人名，地名，以至一切物的名，都不宜求其物以实之。)然而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史记上称他做大夏，似乎是这地方的旧名。(为因汉时西域诸国，譬如安息、大夏等，都能证明他是译音。)《吕氏春秋?古乐篇》：“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之阬隃(kēng yú)之阴，取竹于嶰(xiè)溪之谷”，似乎就是这一个大夏。那么，阿母河流域，似乎也是古代汉族的居地。(参看近人《太炎文集?论种姓》)。 　　以上两种说法，如假定为不谬，则汉族古代，似居今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这一带地方，据人种学历史家考究，原是各大人种起源的地方。汉族入中国，所走的大概是如今新疆到甘肃的路。近来人多说，“汉族沿黄河东徙”。这句话，似乎太粗略。现在的黄河上源，在古代是氐羌人的根据地。(见第六章第四节。) 　　总而言之，“汉族西来”，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将来古书读得更精，古物发现得更多，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一定可以大为明白。这就要希望诸位的努力了。 　　第二章 　　古史的年代和系统 　　研究历史，“年代”是很紧要的。因为历史的年代，好比地理的经纬度。然而古史的年代，大概是很茫昧的，然而咱们现在既然要研究历史，无论如何茫昧，总得考究他一番。 　　请问从何研究起呢？那么，自然总要以一种传说为凭。古书上记得最整齐的，就是《春秋纬》。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他道： 　　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luò)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xiū)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qì)纪。(《尚书序正义》引《广雅》，作二百七十六万岁。修飞作循飞，流讫，毛刻本作疏仡。) 　　这种数目字，一看已是宏大可惊了。据现在史家所考究，埃及等开化最早之国，历史也不满一万年，中国如何得独有二三百万年呢？不问而知其不可信了。然则请问从何下手呢？有了：古人的时间观念，很不发达。所传述的事情，都没有正确的年代。所以读后世的历史，可以按着年月，考求事实。读古代的历史，却只能根据事实，推求年代。而古人所传说的事实，又总要把他归到一个“酋长”或者“半神半人的人”身上。所以考求古代君主的系统，便可大略推见其年代。 　　那么，古书上所说最早的君主是什么人？不问而知其为盘古了。 　　徐整《三五历》：“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 　　这一段神话，似乎纯出想象，其中并无事实。近来又有人疑心盘古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把他拉来算做自己的，其说亦颇有理，(见第三章第二节。)盘古以后的君主，又是什么人呢？那也不问而知其为三皇五帝①了。 　　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氏，……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天皇以下，皆出《河图》及《三五历》也”。案这是司马贞所列的或说，其正说同郑玄。) 　　《尚书大传》：“燧(suì)人为燧皇，伏羲为戏皇，神展为农皇也。”《风俗通·皇霸第一》引。《风俗通》又引《礼维含文嘉》同。又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谯(qiáo)周《古史考》，都同此说，见《曲礼正义》。 　　《白虎通》：“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礼记·曲礼正义》郑玄注《中候勑(chì)省图》引……《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 　　以上是三皇的异说，五帝的异说，也有两种。 　　《史记正义》：“……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 　　《曲礼正义》：“其五帝者，郑注《中候勑省图》云……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倶合五帝座星也。” 　　咱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有三个问题：其(一)三皇五帝，到底是什么人？其(二)他们的统系是否相接？其(三)三皇五帝以前有无可考的帝王？ 　　关于第一个问题：除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列的或说，似乎也是苗族的神话，汉族误拉来的不算外，(见第三章第二节。)《白虎通》的第一说和《尚书大传》本来相同。《尚书大传》“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可见得三皇是取天地人的意思，与《史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 　　《索隐》“泰皇当人皇”的说法正合；伏生就是秦博士之一，这两说一定是一说。《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代宓(mì)牺立；……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原注“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见今《淮南子?览冥训》。)则女娲就是祝融；《白虎通》第二说，和郑玄的说法相同。五帝的两说，就是后一说多了个少昊。(还有《尚书伪孔传序》，把伏羲、神农、黄帝算做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算做五帝，这是无据之谈。皇甫谧和造伪孔传的王肃，是一路人，所以他所做的《帝王世纪》，和他相同。这其间的关系，只要看丁晏的《尚书余论》就明白了。所以现在不列这一种说法。)咱们要辨别这两说的是非，就要入于第二个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黄帝以后，世系都是明白可考的。是《大戴记?帝系》：“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jiǎo)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gǔ)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傲；颛顼产鲧(gǔn)，鲧产文命，是为禹。”这是《史记?五帝本纪》所本。 　　一种是把其间的年代说得极为辽远的。就是《曲礼正义》：“《六艺论》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钩》云：女娲以下至神农，七十二姓。谯周以为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又《祭法正义》：“《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闽本宋本作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传十世，四百岁。”案古人所谓某某生某某，不过是“本其族姓所自出，……往往非父子继世”。(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据了《大戴记》的《帝系篇》，就说他《五帝德篇》的五帝，是及身相接，原不免武断；然而后燧人到帝喾，其间的世次年代，也决不会像《礼记正义》所引诸说那么远。《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古人对于年代的观念，全然和后世不同。(照孔子对宰予的说法，是连死后也算进去。)这许多数目字，全然不足为据。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想，只好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姑且算他是及身相接的。(就是不及身相接，其间相去的年代，也必不远。)燧人、伏羲、神农，姑且算他不是及身相接的。(这几个君主，本来没有紧相承接的说法；而介居其间的君主，却有不能不承认他存在的；譬如女娲氏。司马贞说他在伏羲、神农之间，似乎不能就相信；然而《淮南子》既然记载他和共工战争的事实，《礼记》的《祭法》，又有“共工氏之霸九州也”一句，就是一个旁证；《白虎通》三皇的第二说，又列一个祝融；把《淮南子》核对起来，祝融和女娲就是一人；就又是一个旁证；有这两个旁证，就不能不承认了。) 　　三皇五帝，既然得了一个勉强的算法，就可以进而考究第三个问题了。《补三皇本纪》“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下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而《韩诗》以为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焉；首有无怀氏；(案以上一段说法，系根据《庄子?胠(qū) 箧篇》，《史记?封禅书》。)然则无怀之前，天皇已后，年纪悠邈，皇王何升而告，但古书亡矣，不可备论，岂得谓无帝王耶？”案这一段议论，自极通达；然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chù)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宗于代宗”，所谓“宗于代宗”，似乎就是“封太山”，《周礼》“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凡都祭祀，致福于国”，《郑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按“《史记》，(这《史记》不知道是什么书。)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绝世无后”，就是董子所谓“绝地”；那么，六十四民，就是董子所谓下极其为民；然则管子所谓七十二家，正就是这些上古无名号之君了。所可疑惑的，周朝时候所记得古代的君主，何以能有如许之多，而且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恰合于九九八十一之数，恐怕是宗教上的理由，不能当他历史了，(据《春秋繁露》所说，分明是随意推算。)就算不是如此，司马贞所举五龙氏……无怀氏一大篇君主的名号，也大概是无事迹可稽的，况且只有一个五龙氏在燧人以前，咱们现在也只得姑且截断他，把古史的年代系统，姑且推到燧人为止了。 　　《史记》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元年：从此以前的年代，都不可靠。咱们现在，姑且用《汉书?律历志》所推，夏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二十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计算。(因为别种书所载数目，也差不多；这部书，究竟是以历法推古代年代最古的。)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在此以前，周朝还有一百二十二年，再加上殷朝的六百二十九，夏朝的四百三十二，共是一千一百八十三，就在民国纪元前三千九百三十五年；尧舜两朝，用《史记》的尧九十八，舜三十九，加上居丧三年计算，共是一百四十年；其余帝喾、颛顼、黄帝三代，用尧舜年代的平均数——七十年去算他，就加上二百一十年，从燧人到伏羲，姑且用荣伊说黄帝的例子，算他每人三百年，(其间间代之主，就都包括在这三个人里头。)又加上九百年，那么，燧人氏的元年，就在民国纪元前的五千一百八十五年了。这种算法①，固然极为可笑，然而现在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想，也只得姑且如此，总算是“慰情聊胜无”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