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小史

　　2013年6月余秋雨先生将之前的《 借我一生》《 我等不到了》，改写为这本《吾家小史》。《吾家小史》讲述了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这本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书中涉及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余秋雨被诟病已久的文革经历、“诈捐门”始末、与马兰的“被离婚”，甚至完全没正面回应的第一次婚姻及其收养的女儿也将在本书中做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

自 序 第一章 一 秘史朦胧 二 秘史渐近 三 还债 四 墓碑 五 朱家小姐 六 乡下 七 那天下雨 八 叔叔二十岁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二 妈妈下楼了 三 夜晚 四 姨妈和表哥 五 上海的事 六 饥荒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二 同一个省 三 那个冬天 四 裸体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六 老人和老屋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二 齐华 三 祖母无名 四 在位和退位 五 绣花婴儿鞋 六 妓女和口红 七 逃向海边 八 爸爸的秘密 九 悬崖守护 十 天人对话 归 结 一 侍母日记 二 为妈妈致悼词 三 远方的海

　　自 序 　　一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 　　造谣无责， 　　传谣无阻； 　　中谣无助， 　　辟谣无路； 　　驳谣无效， 　　破谣无趣； 　　老谣方去， 　　新谣无数。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 　　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坏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一 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 　　“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