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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的故事，是在納粹時代裡存活的掙扎 她說的故事，是在集中營裡生存的恐懼 他們說著那場大屠殺，一段無法抹滅、撕心裂肺的故事 我不能說些我們的童年回憶，因為那太惹人難過。 我也不能編織未來，因為我們幾乎沒有未來。 我能給的，只有讓我活下來的故事。 在車禍毀容後，嫻芝成了晝伏夜出的烘焙師傅，她在哀傷輔導小組的聚會中結識了年邁孤獨的約瑟夫，兩人原本看似單純的友誼，在約瑟夫吐露埋藏大半輩子的祕密後，開始變調。 曾是納粹軍官的約瑟夫，希望能死在猶太裔的嫻芝手上藉以得到寬恕。約瑟夫的告白讓嫻芝聯想到奶奶絕口不提的過往人生，如果他真的參與那場殘暴的大屠殺事件，那麼只有跟奶奶一樣的集中營倖存者有資格決定原諒他與否。 在嫻芝的請求下，奶奶回憶起與家人的離散，訴說自己如何在納粹時代保命，集中營裡的一切歷歷在目，字字句句都是血淚交織的過往，她給了嫻芝一本記事本，那是讓她活下來的故事。 我每天早上都會看到猶太人在小樹林裡等候，等著被帶進焚化廠。他們還穿著衣服，但我想的是他們還能穿多久，才輪到我去剪下毛料外套的內裡或找出褲袋裡的東西。我走路時一定垂下目光看地面，如果我抬頭，會看到他們因為我的光頭和稻草人般枯槁的身體而可憐我。如果我抬頭，他們會看到我的臉，看出他們馬上要聽到的話──沖澡是在出去勞動之前的預防措施──根本是謊言。如果我抬起頭，我怕我會高聲喊出事實，告訴他們那味道不是來自工廠或廚房，而是來自他們被焚化的親朋好友。我會放聲尖叫，說不定一開口就永遠停不下來。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 1967年生於紐約長島。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學士，哈佛教育碩士。 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並在四十餘個國家發行銷售，繁體中文版有：《姊姊的守護者》、《事發的19分鐘》、《第十層地獄》、《換心》、《死亡約定》、《小心輕放》、《當愛遠行》、《完全真相》、《失去的幸福時光》、《家規》、《魔鬼遊戲》、《凡妮莎的妻子》、《留住信念》、《消逝之行》、《孤狼》、《大翅鯨之歌》、《最初的心跳》、《說故事的人》（依臺灣商務出版時序）。皮考特眾多著作中的《第十層地獄》、《死亡約定》、《完全真相》、《Salem Falls》已被改編成電視電影集，暢銷著作《姊姊的守護者》並翻拍成電影於全球上映。 其在2003年獲得美國新英格蘭最佳小說獎，並榮登《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之列，多部作品皆一出版便盤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數週之久，2012年與女兒Samantha van Leer合著青少年小說《Between the Lines》， 並在2013年推出短篇故事《The Color War》，2014年新作為《Leaving Time》。 目前皮考特和丈夫及三個子女住在新罕布夏州。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為英、法文自由譯者。譯有《當愛遠行》、《鄰人》、《魔鬼遊戲》、《凡妮莎的妻子》（以上皆由臺灣商務出版）、《再見，寶貝再見》、《沉默的十月》、《停屍間日誌》、《遺失的薩林魔法書》、《莎拉的鑰匙》、《怪盜紳士亞森．羅蘋》、《金髮毒物》、《種玫瑰的男人》等書。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我不再繼續數日子了。日子一天天模糊流失，像是雨中的粉彩畫。我們拖著腳步從集中營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排隊領取水煮蕪菁湯。我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是飢餓，其實我看得不夠多。有些女孩會偷行李箱裡的罐頭，但是我還沒有勇氣那麼做。有時候，我會夢到父親為我特製的麵包，肉桂會在我的舌頭上像煙火般燃燒。我閉上眼睛時會看到滿桌豐盛的安息日晚餐呼喚著我，會嚐到油香酥脆的雞皮──從前，烤雞一出爐，我會立刻撕下雞皮，而我母親也總是會拍打我的手，要我等烤雞上桌之後再吃。而這些東西我在夢裡都吃得到，但是一入口就化成灰，不是炭灰，而是從日夜焚燒的焚化爐裡鏟出來的灰燼。 在這段期間，我也學到了如何生存。點名時最理想的排隊位置是一排五個人的正中間，離親衛隊員的手槍和鞭子遠遠的，但是離其他俘虜夠近，暈倒時會有人扶。而排隊取食物的時候，排在隊伍的中段最好，排在前面雖然可以先領，但是拿到的都是湯水和浮在最上面的少許蔬菜，排在中間比較有可能領到有營養的湯料。 警衛和由俘虜中挑出來的猶太警衛都很警覺，不准我們在工作、行進或搬遷營房時談話。我們只有晚上在營房裡，才能自由說話。但是日子一久，我發現說話會耗費我太多精力。此外，我們有什麼好說？如果我們真的要說，也只能聊食物──我們最想念什麼食物、波蘭哪裡可以喝到最濃醇的熱巧克力、最甜的杏仁糖，或是最香的小派塔。我偶爾會分享自己對於美食的記憶，這時，我發現其他人也會聽。「那是因為你說的不只是故事，」塔雅解釋：「你用文字作畫。」 也許是這樣沒錯，但是顏料有趣的就在這裡。一開始先潑灑上冰冷的事實，洗刷褪色之後，你想在表面上補色，卻發現一樣難看。我每天早上排隊走到加拿大的時候，都會看到猶太人在小樹林裡等候，等著被帶進焚化廠。他們還穿著衣服，但我想的是他們還能穿多久，才輪到我去剪下毛料外套的內裡或找出褲袋裡的東西。我走路時一定垂下目光看地面，如果我抬頭，會看到他們因為我的光頭和稻草人般枯槁的身體而可憐我。如果我抬頭，他們會看到我的臉，看出他們馬上要聽到的話──沖澡是在出去勞動之前的預防措施──根本是謊言。如果我抬起頭，我怕我會高聲喊出事實，告訴他們那味道不是來自工廠或廚房，而是來自他們被焚化的親朋好友。我會放聲尖叫，說不定一開口就永遠停不下來。 有些女人會祈禱。我看不出那有什麼必要，因為如果真有上帝，祂不可能放任這種事發生。有些人表示奧斯威辛太恐怖，所以上帝不會到這種地方來。如果我祈禱，也是為了希望自己早早睡著，才不會太注意我那已經要翻過來吞噬胃壁的胃。於是我雖然不想，但仍然排隊點名，排隊去工作，排隊領食物，排隊工作，走回營房，排隊點名，排隊領食物，爬回通舖上睡覺。 比起其他女人的工作，我的任務並不難。我們至少可以走進棚子裡躲避酷寒，而且搬的是箱子和衣服，不是石頭。我這個工作最苦的一環，是知道我是最後一個接觸物品主人衣物的人，也是最後一個看到他照片，讀他妻子寫給他情書的人。而最讓我難過的，是處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遺物，玩具、毯子，有漂亮圖案的皮鞋。這裡沒有任何孩子存活，最早被送去「沖澡」的就是兒童。在整理孩子的物品時，我總是忍不住落淚。拿著這些小主人不可能再次抱起的玩偶小熊丟進待銷毀物品的垃圾堆，真的讓人椎心刺骨。 我開始覺得自己背負重大的責任，我的腦子彷彿儲藏空間，我有義務為這些逝去的人留下記錄。我們偷衣物的機會最多，但我在加拿大偷來的第一個東西不是圍巾也不是保暖的襪子，而是某個人的回憶。 我答應過自己，在一條生命被抹滅之前，我一定要額外花點時間來為他的人生留下記號，就算這代表我頭上得挨警衛一棍也無妨。我會以尊嚴的態度碰觸眼鏡，在編織的嬰兒襪繫上粉紅色緞帶，或背下皮革裝訂的小冊子上的某個地址。 照片是我最大的挑戰，因為唯有照片，才足以證明這些內衣的主人或是提著這只行李的人曾經活在世上，一度擁有快樂的人生。而我的工作，是擦拭他曾經存在的痕跡。 然而，有一天，我沒有這麼做。 在警衛離開身邊之後，我偷偷翻開一本相簿。裡頭的每張相片下面都寫了說明，也標注了日期。在照片上，每個人都面帶笑容。我看到一名年輕女人──她應該是箱子的主人──對著一個年輕男人笑。我看著他們的結婚照，出國度假的照片，還有女郎想搶下相機的特寫。我真想知道這是在多久以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