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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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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成書於一九七五年，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衝擊-反應」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絕不是停滯不變的。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書一開場，先以農民、仕紳、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及逐至崩潰的過程，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歐洲史及文學；大學畢業後，轉作中國研究，先後於劍橋大學及巴黎高等政治學院進修，並曾到台灣進行研究工作。返美後投入知名漢學家列文森門下，於一九六五年取得柏克萊大學遠東史博士學位。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院院長，上海研究中心創始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會長等職。他通曉多國語言，熟悉歐洲年鑑學派、社會史觀，研究中國史時致力觀察世界脈絡，強調著史要有全局性、全球性的大視野，與史景遷、孔復禮並稱「中國史三傑」。主要著作有：《大門口的陌生人》、《洪業：滿清外來政權如何君臨中國》、《歷史與意志》、《特攻教父》等書。
TABLE OF CONTENT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農民 第二章 仕紳 第三章 商人 第四章 朝代循環 第五章 滿族興起 第六章 清初與盛清之世 第七章 西方入侵 第八章 外患與內亂 第九章 中興與自強的幻影 第十章 維新與反動 第十一章 天命已盡 參考書目 譯後記 注釋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摘自本書〈緒論〉 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學者們，習慣拿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的劇變歐洲，和像冰河緩慢遷移般進展的儒家文明來作對比。西方的全球擴張所帶來的新視野，也因此扭曲了我們對於那些抗拒歐洲人征服的舊世界的看法。在舊世界當中，最為頑強的莫過於中華帝國──這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太過自豪，是以它的子孫看來沒有辦法很快適應歐洲所帶來的衝擊。按照這個熟悉的歷史觀點，那麼一個光輝燦爛又重要的文明，因為擔心文明巨廈的傾塌，而不敢輕易更動任何支撐巨廈的支柱。既然漸進的改革不可行，橫掃一切的革命也就無可避免了。賡續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就被用來當作是它衰敗覆亡的總體解釋。 中國既然無法由內部變革，那就必須藉由外部的力量來推動革命。但是如果這樣的詮釋是準確的，那就必須認定：如果中國不受外力干擾，就會不斷地重複著以往的既有模式，死抱著傳統，而且永遠不變。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真的沒有內部變遷嗎？在鴉片戰爭於一八三九年爆發之前，中國真的是停滯不變的嗎？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內部變化的問題特別敏感，因為他們把近代史的起點標定在鴉片戰爭： 用外國侵略中國的戰爭作為劃分歷史分期的標誌，如此我們不成了外因論者了嗎？對此，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外國資本侵入中國，使得中國產生內部變化，表示中國社會內部有發生變化的條件，這一條件就是中國在長期封建社會中所達到的高度發展。 不過，我的研究並不是要找尋現代化的先決條件，而是想要找出在歐洲帝國主義到來以前，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在源頭。 近代以前的中國朝代歷史，可以概分為六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起迄時間是西元前十六世紀到三世紀，由銅器時代發展到進步的鑄鐵技術。在這個階段，起自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發展出書寫、繁複的官僚系統，以及儒家思想的偉大經典。第二個時期，或者又可稱為早期帝國時代，約從西元前兩百年到西元二世紀結束，也就是由秦一統天下到漢代繼起統治這段時間。在此時期內，秦、漢王朝經營中亞，創制律法，設立太學，擴大並且整飭官僚系統，還獨尊儒術，定為國家教義。在第三個時期，漢朝覆亡後中央政府瓦解，於西元三世紀到六世紀內，有許多分裂王國（當中有些由異族建立）起而統治部分疆土。在這個階段，氏族武力橫行，思想棄儒學轉為道家玄學清談，佛教寺廟也遍立於境內。 在帝國中期階段，約從西元七世紀起到十二世紀，中國的政治又復歸一統。在唐、宋時傳統詩、畫的發展繁盛空前，而儒家思想也重振旗鼓。武人跋扈專權受到遏止，轉而由文官體系治理這個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文明。第五個階段自宋室南渡算起，直到十四世紀。此時一連數個外族建立的政權盤據華北，最後一個--蒙古人建立的元--南下滅宋，奄有全國。接著在十四世紀，明朝興起，驅逐蒙元，開啟了近代以前歷史的最後一個偉大階段。在這個晚期帝國時期裡，明、清兩代復興儒學、蕩平中亞各國，並且成為大多數東亞國家眼中高度文化、文明的象徵。 此時的中國社會由仕紳支配──仕紳是由官僚體系裡任職的士大夫、以及地方意見領袖名流所構成的。在他們之下，則是占人口最大組成部分，以及帝國經濟基礎的農民。由於農民的勤奮耕作，更伴隨新作物的引進，增加了糧食供應，使中國人口於十五到十九世紀間增長三倍。如此劇烈的人口增長，遂引起了晚期帝國階段的其它根本上的社會變動：農民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改變、仕紳階層的繁衍擴增、以及經濟的商業化。 上述這些變動過程，共同構成了一個範圍廣泛而且具有活力的內在發展。這個內在發展，對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時與西方和日本的衝突、鬥爭所產生的結果，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確實適應了來自歐洲的挑戰，但是它對於外界刺激的回應，卻劇烈的衝擊了本身所具有、正發展中的社會力量。當舊有的社會菁英被新階級所取代、相互適應成了彼此衝突的時候，帝國政治的中心遂土崩瓦解。一九一二年，末代王朝傾覆，伴隨著君主政體的結束，以及傳統文化的崩解。這個國家雖然倖免於文化上的分崩離析，卻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了。此後，儘管中國終於能以更有活力的面貌興起，但是對於新政體的革命鬥爭卻持續進行，直至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