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峰之死

★ 《阿拉斯加之死》作者強．克拉庫爾傳奇名作，讓世人重新評價登山 　　「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 　　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 　　1996年5月，尼泊爾放寬聖母峰登山人數的限制，世界最高峰迎來史上最熱鬧的登山季。全年孤寒的山谷，一口氣湧入上百名雄心勃勃的登山者及雪巴。聖母峰毒藥般的魔力，吸引了全球各種野心、幻想、國家期待，以及商業企圖。 　　5月10日，全年吹襲著聖母峰的狂風停了，天空一片湛藍，一絲風也沒有，登山者夢寐以求的「窗口」打開了，山神彷彿拿出了獎牌向所有人招手。四號營中，34人於午夜出發攻頂。但等著他們的，不但有全年最適合攻頂的天氣，還有聖母峰史上最嚴重的塞車，以及鬼魅般默默來襲的暴風雪。攻頂的安全時限早已過去，大部分攻頂者卻還被困在氧氣稀薄的「死亡地帶」，當山神收回獎牌，最頂尖的嚮導連自己的命都救不了…… 　　在這場奪走十二條人命的山難中，傳奇登山家暨暢銷作家強．克拉庫爾，正是成功登頂的倖存者之一。他抱著強烈自責回溯整場山難，以分鐘為單位，試圖一層層挖開生死謎團：在山難發生前，誰嗅出了危機？最謹慎老練的嚮導為何無視危險，帶領客戶一步步走入死亡陷阱？成功逃過一劫的人，又是做了什麼決定救了自己一命？當作者不停逼自己及倖存者回想山上發生的一切，挖出一件件看似微小但影響重大的細節，剖析每個人的作為，我們發現，真相往往深埋在表面事實下方兩三層。 　　本書一出版，便登上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十多年也來一直暢銷不輟，引發無數網路討論，甚至帶動八本相關書籍出版、兩部相關電影拍攝。原因便在於，作者不僅試圖揭開山難真相，更以文學筆力帶領讀者重新認識登山，理解登山者為何執著把自己丟入險境。登頂的意義、登山的價值，就在死神的一秒秒逼近中顯現。 　　聖母峰上的每具白骨，都代表一個夢想的蒸發，一場勇氣的掙扎。作者雖然沒能透過寫作獲得平靜，卻也成功完成招魂，讓全球讀者記住那些奮不顧身的夢想家，以及無數慷慨助人、自我犧牲的英雄身影。 　　這部「登山文學」，卻不只是「災難紀實報導」而已，它包含了倫理辯證、生死凝視，包含了恐懼與希望──正如每個人的生命，都曾到達過空氣稀薄處，而這本書，或許可當做那一瓶備用氧氣。──劉梓潔 　　（本書於1998年曾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巔峰》，本版新增一篇作者後記） 得獎記錄 　　《時代》雜誌年度最佳選書

導讀 為什麼要爬山？ 　　貼近生命消逝的謎團，偷瞄死亡的禁忌疆界，都令人血脈賁張。我堅信登山是偉大的活動，固有的危險非但無損其偉大，反而正是登山偉大的理由。 　　為什麼要爬山？ 　　這是每個登山家、登山愛好者都曾自問、或被問到的問題。 　　我大學時參加登山社，輕鬆愜意地走過郊山山徑，挑戰過十多天的高山縱走，曾在冬季穿著冰爪踢著雪階前行，曾跟著老手學長溯勘高山溪流，也曾在倒木橫陳的中級山泥濘裡滑得稀巴爛，一直到近年，開始海外遠征：到尼泊爾的喜瑪拉雅山區、雲南的梅里雪山山區健行。 　　但是，為什麼要爬山？我仍無法給出最精準、最確切的答案，也許，可以很取巧、也很詩意地，挪用這本登山經典著作的書名：為什麼要爬山？為了into thin air。 　　為了進入稀薄的空氣之中？ 　　是的，沒錯。任何到過高海拔的人，都能體會到那種從頭痛欲裂、噁心嘔吐的高山症中，一點一點調和適應，像在尋求與巔峰之境的頻道般，慢慢學會在稀薄空氣中吐納、前行，而感受到的清明、澄澈、開闊、釋然，而那絕對來自對大自然、對稀薄空氣的臣服與謙卑。 　　而我的另一位登山同好，更直接地告訴我，她不是為了山登山，而是為了人，她喜歡人與人在山上相處時的不分你我，喜歡走了一天雙腳鐵腿起水泡而終抵營地之後，與隊友們吃飯、喝酒、觀星、談心。 　　在空氣稀薄之地，物資匱乏的深山，甚至動輒與死亡錯身的冰壁上，如何自保自救，又友愛互助？更是對人性的一大考驗。我曾走過缺水缺糧的路線，走到眼冒金星，靠意志力拖著步伐，突然，在前方山徑拐彎的學長轉頭對我喊：「看妳前面那顆大石頭，休息一下再走！」我低頭，上面有半盒學長留下的保久乳。這50CC的天堂甘露，果然支持著我走到營地。 　　也曾在水管凍結的高海拔山屋住下，主人融了冰雪燒了一桶水，所有入住的登山客整晚刷牙洗臉就靠那一桶水，但別隊的隊友兩三下就拿保溫瓶分個精光，我們只能在單人鋪位上，憤憤不平嚼口香糖刷牙、以濕紙巾擦臉。 　　是的，領隊的專業與愛心，山友的個性與操守，影響了整趟攀登之旅。這亦是這本書最受討論與爭議之處。 　　一位愛好登山的撰稿者，受雜誌之邀，前往聖母峰，針對「登山商業化」做專題報導。未料，這位主角，即本書作者，目睹了這神聖山峰規模最大的一次山難，十二人喪生，其中一名日本女性登山者的喪生地離他只有三百多公尺。而當採訪報導者的角色，變成了「生還者」歸來，他有沒有權力與義務記錄下一切？ 　　文章刊出後，作者收到了罹難者家屬來函抗議：如今你平安健康回到家了，你批評了別人的判斷，分析他們的意圖、行為、個性和動機。你評斷領隊、雪巴人、客戶應該做什麼，並傲慢地指責他們的過失…… 　　作者克拉庫爾的立場，在原著書名的副標表達得很清楚：「聖母峰山難的個人記錄」（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然而，到了改編電影（台譯《巔峰極限》，副標則變成聳動的「聖母峰上的死亡」（Death on Everest）。 　　為什麼要寫？ 　　正如所有寫作者都可以現身說法：唯有透過書寫，才能療癒與解脫。克拉庫爾說：「山上發生的事不斷啃噬我的勇氣。我認為撰寫本書或許可將聖母峰趕出我的人生。」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看這本書？ 　　不登山的人，會看登山電影，往往是將之當做災難片來看，看裡面的冒險犯難、千鈞一髮；這部「登山文學」，卻不只是「災難紀實報導」而已，它包含了倫理辯證、生死凝視，包含了恐懼與希望──正如每個人的生命，都曾到達過空氣稀薄處，而這本書，或許可當做那一瓶備用氧氣。 劉梓潔／文 收回

第一章 聖母峰頂 1996年5月10日 海拔8,848公尺 這些巍峨高峰的上半部彷彿劃出一條警戒線，誰也越不過。癥結在於，到了海拔七千六百公尺以上，低氣壓對人體的影響極為劇烈，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艱困的登山活動，一場輕微的暴風雪就可能帶來致命的後果，唯有最完美的氣候和積雪情況能提供些微的成功機會，而在攀登的最後階段誰也不可能挑日子…… 不，聖母峰在一開始沒讓人輕易得逞，這並不足為怪。說真的，聖母峰若輕易投降才叫人吃驚，而且將非常可悲，有失大山風範。也許我們有了冰爪和橡皮便鞋等優良新科技，有了長年以機械輕鬆征服萬物的歷史，變得有些傲慢了。我們忘記高山仍握有王牌，只在自己覺得恰當的時機頒出成功的獎牌。否則登山怎麼會深深蠱惑人心呢？ 席普頓，一九三八年，《那座山上》 Eric Shipton, in 1938, Upon That Mountain 我跨在世界之巔，一腳踩著中國，一腳踩著尼泊爾，伸手清除氧氣罩上的冰雪，弓起一肩擋風，茫然俯視廣袤的西藏，恍惚地意識到腳下是幅極為壯闊的景觀。對於這一刻以及隨之而來的激動情緒，我已想像了許多個月。然而，等我終於置身此地，真正站上聖母峰頂，卻硬是使不出力氣來感受什麼。 時當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我已五十七個鐘頭沒有入睡。前三天我什麼都吃不下，只勉強吞下一碗拉麵湯和一把 m & m花生巧克力。劇烈咳嗽了幾星期後，我有兩根肋骨分離，連正常呼吸都像慘烈的考驗。在標高八八四八公尺的對流層，送到腦部的氧氣實在太少，我的智能只及一個發展遲緩的兒童。此情此境，我除了寒冷和疲倦，實在無法有其他感受。 我抵達峰頂，比另一支遠征隊的俄籍登山嚮導波克里夫慢幾分鐘，比我所屬的紐西蘭隊嚮導哈里斯早一點點。我跟波克里夫的交情不深，跟哈里斯則在前六個禮拜混得很熟，而且很喜歡他。我抓拍了四張哈里斯和波克里夫擺出的登頂英姿後，立刻轉身下山。我的手表指著下午一點十七分，也就是我在世界屋脊總共停留不到五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