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 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 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 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 我要認識這個人。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MM 「你為什麼不試試看進入我的現代、我的網路、我的世界呢？ 你為什麼不花點時間，好好思考「打扮」這件事，買點貴的、好的衣服來穿？你為什麼不偶爾去個你從來不會去的酒吧， 去聽聽你從來沒聽過的音樂？難道你已經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東西？ 還是說，你已經定型，而更糟的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經定型得不能動彈？」 ──安德烈 36封21世紀的家書　代與代之間最好的禮物 千言萬語一扇門，等待開啟 眼看著兒子從少年變成人， 龍應台發現她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 新時代，新世界，新人類。 在封閉的兩代關係中， 青年兒女的煩惱和中年父母的挫折， 有沒有一個可以打破沉默、開始溝通的窗口？ 　　一本跨世代、跨文化的兩代交鋒對話即將登場。你從來沒有想過，兩代人是可以這樣面對面的。藉著《親愛的安德烈》的書寫，龍應台和21歲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個透著天光的窗口。透過36封電子家書，兩代人開始──打開天窗說亮話。透過《親愛的安德烈》的天窗與天光，親愛的青年子女，或許你可以帶著這本書去敲敲爸爸媽媽的門。親愛的天下父母，也許這本書就是你晚餐桌上的讀書會，從此開始進入兒女的心靈世界。

龍應台序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 安德烈序　Connected to You 1.　十八歲那年 2.　為誰加油？ 3.　逃避國家 4.　年輕卻不輕狂 5.　對玫瑰花的反抗 6.　一切都是小小的 7.　有沒有時間革命？ 8.　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 9.　兩種道德 10.　煩惱十九 11.　陽光照亮你的路 12.　讓豪宅裡起戰爭 13.　向左走，向右走 14.　祕密的、私己的美學 15.　菩提本非樹 16.　藏在心中的小鎮 17.　你是哪國人？ 18.　哪裡是香格里拉？ 19.　問題意識 20.　在一個沒有咖啡館的城市裡 21.　沒逗留哪來文化？ 22.　誰說香港沒文化？ 23.　大學生哪裡去了？ 24.　溫和抗暴 25.　裝馬鈴薯的麻布袋 26.　孩子，你喝哪瓶奶？ 27.　二十一歲的世界觀 28.　給河馬的世界觀 29.　第二顆眼淚 30.　KITSCH 31.　兩隻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32.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長？ 33.　人生詰問 34.　你知道什麼叫二十一歲嗎？ 35.　獨立宣言 36.　偉大的鮑伯．迪倫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 　　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什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什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什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他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他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什麼使他尷尬什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 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 你好嗎？ 好啊。 學校如何？ 沒問題。 ………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 　　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 　　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 　　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 　　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 　　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 　　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 　　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序 Connected to You 親愛的MM： 　　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 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愛你的 安德烈, 2007-09-26

親愛的安德烈：兩代共讀的36封家書 第1封信 十八歲那一年 親愛的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聽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剛剛賽完足球才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天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髒髒的辮子垂到胸前。從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實很小。十六歲的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隊小豬出來遛達。海風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海水的鹽分摻雜在土裡，所以椰子樹的樹幹底部裹着一層白鹽。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二十三歲時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大道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燈。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二十三歲的我，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養着的魚蝦也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死魚的屍體。整條街飄着腐臭腥味。然後太陽出來了，炎熱毒辣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藝術」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坐在凳子上搧扇子，小孩在廟埕上追打，中年的漁民成群的蹲在地上抽煙，音樂被劣質的擴音器無限放大。 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永遠有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不斷地說黃色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脫啊脫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台灣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人們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噗」一下，一張骯髒的塑膠袋貼到你臉上來。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焚燒廢棄的電纜；我聞到的氣味是「戴奧辛」的氣味，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不知道什麼叫生態破壞。 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天黑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還附帶賣斗笠塑膠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驚訝，說，M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很模糊，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的時候，台灣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才剛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遇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剛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成台南功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佈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但是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許覺得，我是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但是，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究竟是一種剝奪還是給予？親愛的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