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

俗吏？強人？ 創建新軍、改革政制、拉攏列強、重立帝制。 賣國求利？民族罪人？ 左右近代中國的亂世權臣，你應該知道的袁世凱！ 　　「非世間評價之奸雄，僅是墮落的俗吏。」——近代日本思想家 ｜ 北一輝 　　「袁世凱這號人物，似乎總是在歷史的轉換時期參與其中，不論是日清開戰時也好、戊戌政變時也罷。這一切都非他主導，但他卻總是站在關鍵的位置。」——岡本隆司 ｜ 本書作者 　　在近代中國政治人物中，袁世凱不僅被日本人形容為「梟雄」、「權謀者」，愛好權力、無節操，更被中國人將其與獨裁、賣國等污名畫上等號。然而，如果我們將其一生還原至當時的脈絡之中，就會發現袁世凱的每一個政治決定，不僅都有其身處的特殊立場與時代背景，也均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未來。 　　在清末「督撫重權」的時代脈絡中，袁世凱是位務實的官僚。不論是處理「朝鮮問題」、「義和拳亂」，還是實施「北洋新政」，袁世凱都能興利除弊，抑或捍衛中國主權。他也是位積極的軍事改革者。自前往天津小站組建軍隊以來，袁世凱凡事效法西方，進而打造出近代中國最強大的「新軍」。 　　憑藉優秀的政治力和軍事力，袁世凱逐步成為第一強人，所以當日清戰爭、戊戌政變、民國建立等重大事件發生時，他總是握有最為關鍵的那一票，並做出左右結局的重大決斷。 　　然而，袁世凱的現實主義與官僚心態，也讓他在「朝鮮問題」上，高壓統治朝鮮，強硬對抗日本，引發甲午戰爭；密告慈禧，瓦解「維新」勢力，背負永世罵名；於辛亥革命後成為南北共主，但因拉攏列強、大借外債，甚至重立帝制，無視時代潮流的變動，最後黯然下台。 　　這就是袁世凱，務實、現實且事事算計，既非「民族罪人」，也非「賣國求利」，既是軍事強人，也是政治俗吏，心心念念都是中國的富強與統一。 　　於《袁世凱》一書中，學者岡本隆司不為傳統的史觀、評價所束縛，而以客觀角度，深刻解讀袁世凱的真實面貌及其時代意義，同時也將其一生作為一面鏡子，映照出直至今日的中國樣貌。

前言＿袁世凱與日本人 第一章＿朝鮮 一 啟程 二 波瀾 三 首爾 四 挫折 第二章＿崛起 一 新軍 二 變法 三 政變 第三章＿北洋 一 義和團事變 二 總督 三 「新政」 第四章＿革命 一 新時代 二 失勢 三 混亂 四 辛亥 第五章＿皇帝 一「Strong Man」 二 相剋 三 洪憲 結語＿袁世凱及其身處的時代 後記 參考文獻 袁世凱年表

《二十一條要求》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塞爾維亞的一位青年在塞拉耶佛射殺了奧匈帝國的王位繼承者夫婦。誰也沒有想到，此一事件將導致前所未有的悽慘戰爭。就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意想不到的形式點燃了戰火，又留下了出乎意料的後果。 雖已是百年之前，但當時的世界卻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大戰不再只是歐洲的問題。日本政府的元老將此一大戰稱為大正的「天佑」，大隈重信內閣也以此為契機，鞏固了日本的海外權益，開始走向擴張之路。首先，日本以英日同盟為藉口，出兵德國「租借」的青島、山東省膠州灣等地。此時正值八月二十三日，大戰顯然同時深刻地影響了東亞情勢。 當時，由袁世凱擔任大總統的中華民國之中國政府，擔憂將單方面承擔所有後果，於是立即宣布自己的中立立場，然而此一時期，列強們忙著在歐洲戰場上廝殺，並沒有多餘的時間顧及東亞，實際上在中國也並未有太多與大戰相關的醒目活動，唯一展開大舉行動的，主要還是日本。 從敵國德國手中將土地返還於中國，日本以此名目出兵山東、佔領青島，而袁世凱也順水推舟，於一九一四年年末，要求日本退兵並將佔領地歸還中國。當然，日本並不同意。不只不同意，日本更在隔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了與中國權益相關的要求，也就是所謂的《二十一條要求》。 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第二，擴大日本在東三省南部、內蒙東部的權益；第三，不租借、不割讓沿海地域予他國；第四，由日本人擔任北京政府的政治、財政、軍事顧問，警察的大半亦由日本人就任等。 每一條內容都各懷鬼胎。外相加藤高明最重視的是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山東對他來說只是為達到目的之「交易工具」。至於第四項的顧問，加藤也承認要求的內容太過廣泛籠統，主要是考量到日本國內的狀況才提出的要求。其中，特別是與顧問相關的第五號項目，更是瞞著列強私下進行交涉。 日本針對《二十一條要求》做出的相關行動，都顯得相當拙劣，而與此對峙的袁世凱政權，則可說是相當巧妙高明。首先，他將日本提出的條件內容透露給各國媒體，引發國內外對日本的反感，最後形成了遠遠出乎加藤預想狀況之外的外交情勢。 日中關係 大總統袁世凱更是率先親自指揮了交涉過程。當時的中國可說是內憂外患不斷，西藏、蒙古在英俄的支援下開始積極走向獨立，國會、各省對政府也是諸多反彈，在治安惡化、財政困乏，極其艱困的政治情勢中，大敵們又不斷逼近。《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每一項都與中國的利益相違，袁世凱對於日本的恐懼與憎惡不斷加深，也是不難想像。 武力佔上風的日本施加的各種壓力，他都奮力抵抗到最後一刻，其間英美的反彈也逐漸增強，中國國內也出現拒買日貨的現象，反日浪潮一口氣飆升。在此紛擾之中，雙方的交涉一直持續到五月，就在即將看到和解的曙光時，日本再度失策。五月七日，日本對中國政府提出了最後通諜，要求中國在五月九日前接受要求。 這樣的強硬做法，在過往的對中外交上，一半可說已是慣例，不只日本，其他列強也多採取這樣的做法，而中國政府為了迴避責任，最後總是不得已地答應要求，因此也總能獲得一定成果，這也是列強始終採取此做法的原因之一。 至於要求內容，到此階段已經刪去了成為懸案的第五號項目等，對中國做出了讓步，然而兩國政府卻依舊按照往例的做法進行交涉，不知是不是該說過於墨守成規了。無論如何，最後付出的代價著實不小。 以武力高壓脅迫的日本，以及不得已只能屈服的軟弱袁世凱政權，這樣的構圖引發了中國民間的反感，各地展開了猛烈的排日運動。袁世凱為了不讓自己成為攻擊的目標，聲稱是為了避免與日本開戰，才不得已接受這些要求，將五月七日、九日定為「國恥日」，同時為了雪「恥」，呼籲各方「臥薪嘗膽」，開始積極治理，實行強力統治，企圖讓國內走向安定。計劃登基為皇帝，應該也是為達成此目的之一環。 袁世凱的這些舉動，看在日本人的眼裡只能說是懷恨在心。當時的日本人在看盡了歐洲列強的種種作為後，對於國際的常識已經扭曲，與之相比，他們並不認為《二十一條要求》是過分的要求。然而中國卻已經處於與前代不同的風潮之中。日本官民卻依然對於中國政府執著抵抗感到相當不耐，並認為各地不斷展開的排日運動，都是受到了袁世凱政權的指使。自此，日中關係逐漸走向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