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別以為你們人多，我1％的主張能占領99％的聲音

　　★《商業周刊》1384期商周書摘推薦 　 　　這社會，所有主流機構都只要我們乖乖聽話， 　　如果你不想任人擺布、權益被漠視，就得造反── 　　占領華爾街、自己發行歌曲、拍電影、「手作」事業、社運學運、多元成家合法…… 　　過去，這些事只有大企業、大媒體、或掌權官僚才能達成， 　　如今你可以、也必須自己辦到！ 　　不只要發出聲音，還要得到最大的權與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艾莉莎．夸特（Alissa Quart）透過貼身採訪， 　　記錄一群不願隨主流價值觀漂流的「造反者」如何成功發聲， 　　從邊緣變成主流。 　　這些人不光用臉書按讚、用推特發文，或上網留言抱怨， 　　而是有方法地掀起一場持續不間斷的社會改造運動。 　　不只為錢、不只為權，更為了活出自己的價值！ 　　◎他們把自己的窘境、限制、缺陷，換成能表達自我想法的新語彙，反成優勢： 　　‧躁鬱症憂鬱症患者創造新名詞：以瘋為傲，用來改變誰正常、誰不正常的形容。 　　　從精神科醫生與世俗眼中奪回自己的人生。 　　 　　‧亞斯柏格與自閉症者如何證明自己不是怪胎、而是天才？ 　　　感謝他們用獨特的圖像思考改變全世界。所以我們有了電腦，誕生了矽谷。 　　 　　◎你老想紅？視覺得不媚俗、聲音要特殊，才能怪得受人喜愛。 　　‧素人也能拍強片，不靠片商政府導演：一群年輕製片透過民間試鏡，讓觀眾不只看戲也入戲，拍出獨立電影《南方野獸樂園》，勇奪坎城影展金攝影獎和各項大獎。　 　　‧小眾音樂也能大受歡迎──誰是粉絲、誰才是明星？死之華樂團、民謠搖滾歌手吉爾莎貝爾（Jill Sobule）的成名過程最具代表。至於最後誰收編了誰？賈伯斯如何讓一群參與蘋果iTunes計畫的小眾，變成「所有人」的一分子？ 　　◎還是要有收入：所以你得特殊、但不能免俗 　　‧提倡素食的食物來源意識組織，透過小小偽裝，重新定義「肉」，讓人道肉品得以走入超市，透過變相的順應，滲入主流。 　　‧想擺脫中間商、庸俗的量產，你的手作要怎麼賺錢？這可不是純粹好玩而已： 　　你得從時下最流行但自己無法認同的成果下手，然後把你的排斥變成優勢。 　　◎萬一遇上最頑固的堡壘，外面攻不破、咱從內部摧毀： 　　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由深具金融知識的專家與街頭勇士裡應外合，他們的開會 　　過程就跟其他商業會議一樣，只是沒有「老闆」。而且他們先竭盡所能，才聽天由命。 　　主流，不代表人多，占領，也不是搞破壞， 　　而是要扭轉人們基本民生行為的動作，改變大家工作、吃喝和消費的方式， 　　所以事事都可以被占領， 　　因為只要成功， 換你當主流。 名人推薦 　　《號外》雜誌主編兼聯合發行人　張鐵志 　　一名新聞記者以敏銳觀察與廣泛觸角，為我們展示一個又一個 異議之窗，少數、另類、非主流，不管你如何定義這些反抗者，他們是夢想與行動的迷人交會，充滿啓發性。──新聞工作者　黃哲斌 　　如果你需要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就打出一個新的現狀，來滿足你的需求！──台灣獨立樂團閃靈樂團主唱　Freddy林昶佐 　　艾莉莎．夸特以稀奇罕見卻引人入勝的角度，為讀者介紹當前豐富多元並數量激增的創意次文化。如果真有造反共和國的存在，我想申請成為公民！！──美國女性主義者、社會運動家、《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作者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艾莉莎．夸特是當代最聰明睿智的文化詮釋家之一。本書融合了她獨具慧眼的銳利分析及同理思考的柔軟心腸，成為一本不可錯過的極佳讀物。本書也用嶄新的角度讓讀者更加了解邊緣人、圈內人，以及我們所有人。──《安靜，就是力量》（Quiet）作者　蘇珊．坎恩（Susan Cain） 　　艾莉莎．夸特的這本書，讓身為一個絕對「邊緣人」的我既感到被層層揭露，又覺得有人為我清晰地辯白。想了解邊緣運動是如何、又為何能在數位時代成為我們文化與政治的中心，不可不讀本書。──美國媒體理論家、《當代的震擊》（Present Shock）作者　道格拉斯．羅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 　　艾莉莎．夸特是一位敏銳且擅於分析的記者，本書的案例都經過透徹的研究，並在描述時掌握地恰到好處。她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剖析邊緣人思維如何補充主流模式，有時甚至直接取而代之。──美國《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論

推薦序 正在燃燒的造反時代，追求一個新的共和國──《號外》雜誌主編兼聯合發行人張鐵志 　　島嶼正在燃燒。 　　早春的台灣讓人感覺似乎真的革命將致，不滿的火焰一觸即發。 　　這確實是一個新的反抗時代。 　　當然，這一波的反抗運動早已開始。過去十幾年，媒體描述台灣出現了「我的小革命」──這是八、九十年代台灣經歷的民主化、本土化等「大革命」或者「大敘述」之後，在台灣各個角落，出現的各種社會關係的社會改造；人們在看似完成的形式民主、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以及娛樂致死的時代精神之外，爭取少數的權利與尊嚴，從邊緣集結發聲，挑戰主流的價值與權力。 　　這些戰鬥，正符合本書中所描述的在美國發生的種種造反行動。 　　作者說，他的主角們「是真的了解什麼是另類思考的社會圈外人（outsider），也可稱他們為社會反抗者（renegade）。他們只是眾多業餘者、夢想家和抗爭人士之中的幾個例子，這些人在美國境內建立了一個國度──「邊緣共和國」（Republic of Outsiders）。」 　　他們努力在主流框架之外，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或以此謀生。由於他們拒絕遵守常規，為了擺脫傳統的束縛，於是運用科技來傳播自己的文化商品或想法，讓我們有機會看到更多元的選擇。而他將這樣的過程稱為「身分創新」（identity innovation）。 　　除了深度講述這些反抗行動打開我們的視野，這本書也提出幾個重要提醒。 　　其一或許是老生常談：網路的確解放了資訊的生產與傳播，挑戰傳統主流媒體霸權，但「我們不能讓自己對科技的迷戀與網路世界，取代了真正能引致社會轉變的文化參與和運動。」因為有網路的幫助，反抗者可能都假定人們透過網路就會知道或了解他們的主張。真正重要的還是實際的組織工作。 　　其二是許多另類文化或者反抗，本來是抗拒主流市場、顛覆主流思想，但很容易就被強大的資本主義商業機器吸納，包裝成「酷」或「反叛」，而只成為商品上的美麗標籤。當然，此書並不是說這些造反行動要去抵制商業體制，而是強調這些「自己來掌握商品化的程度，不是為了要和主流相爭，而是想計畫一種新的、在夾縫中生存的方式。」我們要不斷在夾縫中尋找新的另類商業可能。 　　其三，作者強調在這個「後現代性」的政治行動中，我們仍然必須建立起一定的團結與公共行動。她舉例：雖然現在支持變異性別族群的團體越來越多，但維護跨性別權益的法案仍未通過。 　　這對台灣也深具意義：幾年前，我會擔心「我的小革命」作為分散的、多元的微革命，固然改變了台灣的深層面貌，但人們是不是也越來越想放棄去改變主流政治、媒體和商業文化，或者只能等著被他們收編？（諷刺的是，政治和媒體都比商業力量更慢地意識到乃至吸納新的社會變化，所以更為腐朽。） 　　然而，過去幾年，有越來越多文藝青年，咖啡店老闆、農業青年，日益政治化，甚至激進化，關注土地、環境、台東美麗灣和核四，他們清楚認識到：小確幸的確立不只是只在自己的角落，而是必須透過集體的公共參與，來改變體制或者政策。 　　因此，二○一四年三月的台北占領運動就是這一代青年的集體行動。用此書的比喻來說，在這場占領運動中，來自不同領域青年在立法院內、外，建立起屬於他們的「邊緣共和國」，一個神奇美好的烏托邦，並且宣稱：如果此前我們是這個民主體制的邊緣人，現在我們回來了，我們要奪回我們的民主，因為我們才是這裡的主人──幸運的是，他們的人數絕對不只是百分之一。 　　而最後，當青年們出關播種，他們會繼續在不同領域造反，繼續開拓出新的價值和生活方式，並且會在必要時一起攜手走上街頭，追求一個新的共和國。

【前言】　這社會，所有的主流機構都只要我們聽話 Part 1　把自己的窘境、限制、缺陷，化成優勢 第1章　專家診斷讓我發瘋，我要奪回人生 第2章　性別不再是天生，隨狀況自由流動 第3章　你說亞斯算自閉，其實亞斯是天才 Part 2　視覺不媚俗聲音特殊，要怪得大受喜愛 第4章　素人拍出強片，不靠片商政府導演 第5章　小眾音樂大受歡迎──誰收編誰？ Part 3　有收入：你得特殊、但不能免俗 第6章　食物來源意識：偽裝，然後推翻主流 第7章　手作：去他的中間商、庸俗的量產 Part 4　最頑固的心態堡壘，咱從內部摧毀 第8章　裡應外合，占領！邊緣與圈內串聯 【後記】　不順從！創造自己（和別人）的新身分

前言 這社會，所有的主流機構都只要我們聽話 　　有自閉症的藝術家，為了證明另類思考的價值而替自己辯護，因為她身處的這個世界老覺得她有病，想盡辦法要「治好」她。 　　金融界裡具備改革意識者受夠了那套腐敗的傳統金融體制，開始著手自創一個銀行。 　　在實驗室裡，尖端科學家一次又一次嘗試做出人造肉，希望有朝一日能改變家畜被屠殺的命運。 　　宅在家裡的搖滾樂手和小型音樂廠牌吸引了一票死忠樂迷。要不要跟唱片公司簽約？或能不能擠進排行榜前四十名？他們真的從沒想過。 　　在一個好萊塢管不到的地方，獨立製片團隊與網路導演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 　　來自各地的躁鬱症患者齊聚一堂，他們對自己的瘋狂是如此驕傲，以至於把那場活動就命名為「以瘋為傲 」（Mad Pride）。 　　新一類性別運動人士正努力突破主流社會為女性與男性加諸的既定形象，也挑戰性別本身的界限。 　　從穿在身上的T恤到餐桌上的蔬菜，手作者與都市農夫都要一手包辦、堅持親自生產。 　　前述這群人，是真的了解什麼是另類思考的社會邊緣人（outsider，或譯邊緣人），也可稱他們為社會反抗者（renegade）。這些人只是眾多業餘者、夢想家和抗爭人士之中的幾個例子，他們在美國境內建立了一個國度──「邊緣共和國」（Republic of Outsiders）。 　　本書所描述的抗爭者，都努力在主流框架之外用自己的方式生活，或甚至以此謀生。由於他們拒絕遵守常規，讓我們有機會看到其他多元的選擇。他們為了擺脫傳統的束縛，於是運用科技來傳播自己的文化商品或想法。 　　在過去，社會反抗者（往往被認定是邊緣、不正常或不專業的）幾乎不太可能接觸到大眾，也很難改變任何人的觀點。現在，多虧網路的興起，打破了這個局限，不過，網路儘管在大多時候都能發揮正向功能，但偶爾還是有幫倒忙的時候。 　　比起多數人只會在臉書按讚、在掘客網點掘（digg-ing）、用推特轉發貼文、戴著象徵各種活動的手環、或上網發文抱怨，來表達各種立場，這些人更徹底實踐他們的信念與價值觀。相較於只用臉書按讚及主流社會賦予的身分，這些邊緣人努力創造一種更貼近真實的身分。我將這樣的過程稱為「身分創新」（identity innovation）。這些新的身分通常紮根於更廣大的社群中，成為挑戰主流文化的強力靠山。 　　這群人都擁有一種特質，我認為那是一種後現代（編按：強調特殊性、多元觀點）的認同：他們都屬於某種邊緣群體的一分子，這些成員是因為特定的政治觀或品味聚集在一起。包括在傳統定義上本來就屬於邊緣人的族群，像精神病患者或跨性別族群，他們已在自己的領域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如「以瘋為傲」運動或跨性別女性主義（transfeminism）。 　　以前這些事，只有專家才能辦到 　　約在四十多年前，邊緣人創造出來「酷」（coolness）的概念，漸漸成為一種商品，並透過牛仔褲與搖滾樂大量地販售給美國青少年，甚至蔓延到成人市場。而本書中，這些邊緣人的各種行動，就是對無孔不入的商業化現象所做出的一連串反擊。現在，許多抗爭行動儼然都成為是一種與商業文化之間極度複雜的協商。 　　就算活在資本主義當道且以市場為導向的國家，這些抗爭人士仍用專屬自己的文化創業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來回應美國式的創業主義。尤其處在金融危機時期，面對無可避免的高失業率與整體經濟衰退，他們必須靠自己的方式生存，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別無選擇。 　　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身分創新，就等於是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長久以來，我們所接收的資訊、醫療方式、收看的電影、甚至所吃的蔬菜，都是來自具有權威的官方機構，也就是來自那些接受過體制內訓練、指派來傳播相關知識或產品的圈內人（insiders）。 　　他們所做的事，在過去只有專家才能辦到。如今，他們是自信滿滿的業餘者，拒絕只當一個被社會擺布或聽命行事的消費者。 　　圈內人與邊緣人之間的傳統分野，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瓦解，不像過去那樣壁壘分明。上一輩的以媒體反抗者來說，在上個世代 他們可能都曾會面臨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的狀況，而時至今日，現代的媒體反抗者時至今日卻能另闢天地，而且在那裡，他們說的話可能比傳統新聞媒體還大聲。 　　主流社會給我的條件越糟，越有利於咱們革命 　　本書便是在描繪這樣的邊緣人，同時也包括那些正逐漸步入圈內的邊緣人。書中這些身分創新家所占據的位置，是這個廣大社會從未想過或不願屈就的地方。而他們之所以有此番作為，則是因為某些卑劣的主流機構所致。在我看來，他們就是當初我寫《商標少年》時，那些竭力反對商品置入教科書及企業入侵公共空間的青少年及老師，更徹底地延伸。 　　持懷疑論的聰明人或許不時就會主張現在已經沒有次文化了，但其實恰恰相反，次文化現在似乎多到數也數不盡，事實上到處都是次文化，而它們正不斷挑戰著邊緣人與圈內人的概念。 　　當我在二〇一二年試著尋找反抗活動的可能形式時，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成為一個重要的例子。二〇一一年，抗議人士組成的混雜軍團衝上大眾前線，用「那一％」與「那九九％」等標語，或甚至是「占領」一字的雙關意義，來形容少數的財富與權力集中者，對比占廣大多數的邊緣人。 　　當抗議行動於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在紐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被強制驅離，反而讓許多抗議人士以籌劃勞動節抗爭活動、創立占領運動工作群等各種方式，延續了抗爭。 　　占領運動留下的其中一項遺產之一，很可能是語言上的，也就是他們那些用來表達述誰在圈內、誰在邊緣的用語：「占領者」是那些位在邊緣的邊緣人，而且以「百分比例」來看的話，他們占公民人口的大多數；他們代表的是著一種另類的創業主義（alternative entrepreneurialism），在他們自創的事業中，他們所「販賣」的是一種概念訴求與一整套的價值觀，而不是一雙高跟鞋或一枚勳章。 　　當所謂的專家（政治家、權威人士、武器核查員、危機專家等）似乎每每讓我們感到失望，非專業的業餘愛好者正在這個時代大量湧現。從二〇〇五年卡崔納風災，到二〇〇八年先是銀行倒閉，而後政府提供緊急財政援助，並導致了難以挽回的經濟衰退……這些專家的無能，不僅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更激勵了業餘者自己動手做的精神。 　　現在的我們正面臨重大的轉折，看起來似乎所有的主流機構都對我們有害而無利，從那些過度膨脹而終至倒閉的銀行，到充斥著政治說客的政府，以及只剩下罐頭笑聲的娛樂產業。但這其中仍有一線曙光，正如俄國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那句經典名言：「社會條件越糟，越有利於革命。」（The worse, the better.） 　　那些未經雕琢、不曾受訓練、甚至是無收入的人們，身上有著某種力量。本書所描述的這些人之所以走上邊緣人的道路，多半是因為他們曾經相信的權威機構不再値得依賴，於是他們只能靠自己的智慧來求生。他們在膚淺浮泛而經濟癱瘓的美國，創造出一種稀有而特色非凡的身分認同。我們都能從這些新一代反叛者身上，以及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當中，學習一二。

專家診斷讓我發瘋，我要奪回人生（躁鬱症） 當躁鬱症的診斷書開得比上傳YouTube 影片更快時，一群被精神醫生認為是不正常的患者組成了「以瘋為傲社群」，他們不斷用書寫表達抗爭，想找到一種合乎情理的方式詮釋自身行為，而不是病歷表上的精神錯亂，對這群人而言，社群就是解藥，不用醫生開藥也能得到。 伊卡洛斯計畫與以瘋為傲運動都主張，精神失常不一定是一種非得用藥物來根除的缺陷。伊卡洛斯計畫更傾向把像躁鬱這種精神狀態視為一種「危險的天賦」（dangerous gift），而不是一種疾病。這些團體認為，只要患者認為藥物對自己沒有幫助、有害、或甚至只是單純不想再吃藥，那麼就算是極重度的精神病患，也有權利拒絕用藥治療。於是，伊卡洛斯計畫的成員對於用藥治療都贊成「自由選擇」的立場。 這些成員自稱是伊卡洛斯人（Icaristas），當中有些人願意用藥治療，有些人則拒絕藥物治療。他們會問：處於這種精神狀態的人們，真的需要為自己貼上有病的標籤嗎？對於一個終生「瘋癲」的人來說，精神科醫師或專家真的會比一群忠誠、了解自己心路歷程的朋友更有幫助嗎？ 伊卡洛斯成員所提出的抗爭，不只針對患者的自我意識，也關乎他人所使用的語言。就像許多其他的圈外人一樣，他們試圖創造一種能表達自我想法的新語彙。他們是在挑戰醫療背後的巨大體制：所謂的診斷與治療，真的有幫助嗎？還是只把人困在貼了標籤（甚至是錯誤的標籤）的箱子裡？這裡就呈現出一個重要的「抗爭規則」：圈外人可以改變別人用來形容他們的語彙，並藉此改變主流，邁進一小步。 伊卡洛斯計畫剛成立時，只是一個陽春的DIY網路平台，後來約有一萬五千人加入。根據網站流量統計，平均每個月約有兩萬個來自不同IP的訪客瀏覽。從這裡可以看出，網路有能力（至少在虛擬世界中）創造一種全新的公共空間，把價值觀相通或有同樣需求的人連結起來。 後來，伊卡洛斯計畫在紐約、舊金山灣區與波特蘭市都發展出分會，其中有些成立於大專院校中。他們高喊著口號，例如「朋友就是最佳良藥」，也質疑「有病」類似的定義。以瘋為傲是他們用來稱呼自己的字眼，也是號召群聚的活動名稱。 在我看來，他們是一群不斷挑戰主流界線的邊緣抗爭分子，也是一群心理健康自救者（DIY mental health）。就像音樂人把經紀人開除、電影導演以獨立方式發行自己的影片一樣，這些以瘋為傲的人們正透過網路聚在一起互相幫助，有時拒絕用藥、甚至拒絕精神治療。他們所做的跟同儕諮詢（peer counseling）很類似，也就是由非專業的治療師或擁有相同困擾的人彼此討論，而不是只由精神科醫師或其他專家來問診或用藥治療。 然而，伊卡洛斯計畫與成員在做的並不只有這些。他們把診斷與治療的權力從專家手中奪回，由自己來定義自己的瘋狂。即便是接受過專家診斷治療的成員，他們採取的治療方式，以及自己對治療意義的理解通常也都經過自己改造。 某年冬天，我和杜伯羅在紐約會面，我們倆坐在曼哈頓的咖啡店裡。談話將盡時，他拿出藥瓶，倒了幾顆治療躁鬱症的碳酸鋰（lithium carbonate）在手心，吞藥前，他聳了聳肩，對我說：「這個藥我已經吃了一輩子了。」 他讓我想起我十幾歲時，在紐約認識的一些玩伴。他有著堅定的眼神，以及一種熱切的袒露（aggressive vulnerability），像是愛爾蘭詩人葉慈（Yeats）詩裡說的那種「激情的狂烈」，彷彿我是他相見恨晚的室友人選，即便才認識沒多久，就想跟我一起在城市裡找個樹屋或無人的空屋住下。 杜伯羅說：「藥物能讓我的生活正常點，例如可以熬夜或去旅行。如果我不吃藥的話，就必須更小心照顧自己，而且不能吃含糖的食物或飲料。碳酸鋰的作用，就像是在我腳上加了鉛塊一樣。所以這個藥能讓我無後顧之憂地飛馳，不必隨時注意自己的狀況。我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有病才吃藥，而是我身上有一股超能力需要被控制。」 這樣的說法過於偉大，甚至浮誇，不過這卻是杜伯羅及其他的抗爭者用來將自己的不足、或身為邊緣人的身分，轉換成力量的方式。他們認為，對於自己的特異行為和衝動，可以透過圈內人與專家管理受到限制，雖然必要卻也惱人。他們之所以認可這樣的協助，只是因為可以讓他們的生活更加便利、或得以繼續生存。但在他們心中，對這種限制仍是非常厭惡。 性別不再是天生，隨狀況自由流動（跨性別） 跨性別解放運動試圖破除身分限制，主張身體是與生俱來，但性別不是，甚至可以是流動的，你可以用生為女性的歷史以及身為男性的社會經驗，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過生活。 但雷的故事可不像一般大學生那樣。他那時就讀的高等學院是紐約的私立女校―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當時他在法律上還是女兒身，而現在二十歲的雷，已是男兒身。 剛進入巴納德時，雷就發現，要以男性身分自居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不只因為在他這樣的年紀，轉換性別這件事，容易讓身邊的人感到不自在，更因為他就讀的是一所女子學校。當時，他的兩位室友（在他眼中，她們就是「典型的女生」）都向宿舍管理員抗議為什麼要與男人同住，她們希望雷能另尋其他住處。 原來雷在與她們見面的第一天，就直接坦承自己是跨性別男孩（gendey transformation），希望她們以男性的「他」來稱呼自己。在雷看來，他根本是直接被這兩個室友、甚至是整個學校趕出門外。因為室友的強烈反彈，一週之後，雷與父母還有學校院長一致同意，將他轉到男女合校的哥倫比亞大學本校區就讀。 雖然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上課，雷的悵然與迷惘仍未減退。先前在巴納德的宿舍糾紛，最後鬧上了《紐約郵報》的八卦版面。那篇報導用「姊妹鬩牆」（Girly Gripe）這種極盡嘲諷的標題，把他講得好像是臥底在女校演無間道一樣。 和某些年輕人一樣，雷認為自己的性別是「流動的」（gender-fluid），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一直以這樣的身分認同，或順應著這樣的內心渴望在過生活。他們為自己時常轉換的多個自我角色（personae）創造了新的目標與新的語言，同時，在網路上也有專屬的龐大社群，裡面有許多同道中人陪伴身邊。 雷認為自己是個跨性別女性主義者（trans-feminist），也就是說，他對於女性的空間較感興趣，從女子大學、女性團體，到女性專屬的演出場所，都是像他這種「性別酷兒」（genderqueer）能感到有歸屬感的地方。 不只是雷，我所認識的其他跨性男女也都在用新的語彙來描述自己，例如像非常規性別（gender-nonconforming）這樣的字眼。我跟他們越深聊，就越發現，即使在變性後，他們仍然無法接受用簡單的二分法來歸類人的性別。 網路，讓更多人勇於出櫃 在一次訪談中，著有《跨性別想像》（Imagining Transgender）一書的美國人類學家大衛．華倫亭（David Valentine）向我透露，不知現在年輕一代的非常規性別族群是不是因為大量使用網路的關係，所以能用更流動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性別身分。他們之所以能有千萬種面貌的性別角色，會不會是因為，網路普及讓人們的身分塑造也更有彈性了。 對跨性別女性主義來說，網路扮演著宣傳的角色，也有助於促進跨性別族群的解放。拜網路所賜，非常規性別的人們現在能在年紀輕輕時就找到同類社群，同時也能吸取更多的相關知識，從「跨性別女性主義」是怎麼回事，到自己可以找哪一位醫師求助，通通能夠一網打盡。 例如，真我網（The True Selves）就號稱是「為X、Y世代的變性族與跨性族所創設的論壇，尤其是那些想要或正以各種方式進行變性的人們」。除此之外，網路上各種性別身分多采多姿的部落客也一字排開，例如反跨性別恐懼網（Questioning Transphobia）的麗莎．哈爾尼（Lisa Harney），還有在跨性別資訊站（Transgender Boards）上發表文章並擁有大批讀者的作者們。 雷希望跨性族及性別光譜的概念能驅使主流大眾改變。雷就像我其他訪問的「邊緣人」一樣，他說的每個觀點，都讓他變成像是一種文化創業家（culturalentrepreneur）一樣，在販賣著自己堅信的，同時能帶領大眾改變的概念。他與同伴們所創造的，是一種他們需要用來灌溉自我意識的理念。他們都被那個無邊且近乎神聖的美式精神所激勵，也就是，生活的重點在於快樂和滿足。對他們來說，如果能改變他們與生俱來的性別規範，那麼他們就有可能更貼近那樣的快樂。 在這些人為自己創造新的身分認同之時，也試圖在改寫女性主義。他們相信，無論對男人與女人來說，未來必定會走到，需要對兩性刻板印象進行跨越與重組的階段。他們認為，為了使全體人類達到更平等的狀態，我們都必須重新檢視性別偏見與性別論述中的陳腔濫調，是如何圈限著所有人。 素人拍出強片，不靠片商政府導演（電影） 跨媒介，有兩個近親――收藏品與角色模型。原作通常是有意地留下劇情空白與模稜兩可之處，就好像是對觀眾伸手邀請，歡迎大家自行補充延展。試著用各種平台來敘說故事，而不是只獨鍾一味。 長片《南方野獸樂園》，就是延續了草根競選活動與草根電影拍攝的經驗。製作團隊試圖在影片中加入超現實、如畫般的影像美學，把卡崔娜颶風與路易西安那州沿岸城市所遭受的海岸侵蝕，拍成一種具膠片質感的神話故事。 白蟻藝術單挑白象權威 我個人覺得，《南方野獸樂園》是美國畫家與影評人曼尼．法伯（Manny Farber）所謂「白蟻藝術」（termite art）的絕佳例證：「那些像白蟻、寄生蟲、蕈類、苔癬的藝術，永遠都在吞噬自己的界限往前拓展。在他們前進的道路中，他們就像沒有退路一樣，除了熱切、勤奮與不顧一切的創作之外，什麼也不會留下。」法伯將白蟻藝術視為一種高度的讚譽，我也這麼認為。與白蟻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那些傲慢自捧的「白象藝術」（elephants），例如他深惡痛絕的那些大型商業電影。 潘恩告訴我：「製片團隊的規模現在仍然彈性很大，可能是兩百人，也可能只有四個人。這與人數無關，而是與拍電影的精神有關。我們拍的都是社區型電影，對於拍攝的場地要思慮周詳，要能為社區帶來幫助，然後把在地資源融入其中。我們對從上而下的工作模式沒有興趣。當然，如果說影片製作的過程中沒有層級之分那是騙人的，但我們希望所有成員都覺得自己是這部電影的主人，而不是只有導演和製作人心急如焚，其他人則唯唯諾諾。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每位成員都能從拍攝過程中獲得珍貴體驗的團隊。」 《南方野獸樂園》上映數月後，Court 13 的上百名成員仍常彼此聯繫，希望還能再一起拍部電影。潘恩說：「《南方》成功後，並不是就要接著拍像神鬼系列那種商業電影。」他們下一個計畫還是想留在路易西安那州，可能拍紀錄片或劇情片，但勢必會延續之前的製作理念，並且堅持這種集體合作的拍攝型態，讓墨西哥灣一帶成為在地電影製作的不二選擇。 《南方》的大受歡迎，也是另一個反文化神話夢想成真的例子：一群業餘的在地人士，在沒人看好的狀態下，竟受到大批觀眾的注目。這部電影得到了四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電影與最佳導演。 《南方野獸樂園》只是許多獨立影片製作的其中一個例子。這些獨立製片人為自己賦予了新的身分，他們不會把自己視為了不起的專業人士，反而是由影迷、影評人與業餘拍片家等和他們一起豐富了整個電影文化的人們，來對自己評價與定義。 現在，觀眾也能動手創造屬於自己的影片世界，而不是只能被動觀賞電影預先設計好的故事內容。他們可以在房間裡用電腦編輯數位影像，或就電影主題上網討論，堆疊出一個深厚的網路文化。現在的觀眾都好像是美國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電影《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裡的那位女服務生一樣3，他們現在不只是坐在電影院裡看電影，還能直接起身走進螢幕裡的世界。 這些新一波的叛逆電影人，包括自豪的業餘人士、多媒體電影製作人、電影製作團隊、透過網路傳播作品的紀錄片導演等，他們都不認同導演至上的作者論4（autierism），也鄙視那些認為優秀拍片家總是一力抗千鈞的想法。當然，他們也希望在螢光幕（或至少是觀眾電腦螢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他們通常拒絕順從心中對於個人主義的渴望。 但自從美國影評人安德魯．薩里斯（Andrew Sarris）在六○年代的《村聲週報》（Village Voice）與《紐約時報》上發表作者論後，大眾就開始認為，偉大的獨立製片家應該都具有個人風格來主導影片。 舉例來說，網路上就有一部以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為主題的粉絲自製影片，眾多粉絲基於對該電影的喜愛，大家一起用自己的方式拍攝，逐一重現《星際大戰四部曲：曙光乍現》（Star Wars IV: A New Hope）的每個場景。數以百計的粉絲貢獻了自己拍攝的十五秒短片，結合成這部叫做《星際大戰：一刀未剪》（Star Wars Uncut）的電影。此計畫是由年僅二十八歲，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網路工程師凱斯．波歐（Casey Pugh）所發起的。 在這部重製電影中，這些觀眾變成拍片人，自己動手製造粗糙的電影場景（其中還有用樂高積木做的），或親自上鏡演出。這些素人演員時而蓬頭垢面，時而粗野不羈，他們跟原片中的電影明星實在一點都不像。甚至，有時「演員」是運用動畫技術畫出來的，或戴著手繪面具的真人。 二○一○年，這部影片榮獲美國互動媒體艾美獎（Interactive Media Emmy）傑出創意成就獎，在之前，這個獎項都是由像《Lost 檔案》（Lost）等電視節目網站高薪聘請的數位技術人員奪得。然而，《星際大戰：一刀未剪》卻前所未見，是由世界各地的瘋狂影迷獨立製作的結晶，這些人既不認識彼此，也沒因此獲得一分酬勞。 跨媒介：用不同的平台說同一個故事 過去十年間，諸如影屋（Picturehouse）、華納獨立影業（Warner Independent Pictures）、派拉蒙優勢影業（Paramount Vantage）等特殊電影部門，都遭到關閉或預算刪減的命運。電影在影展播映的費用屢創新低，有些發行公司根本不買任何影片。雖然獨立電影的放映市場依然存在，但得跟其他新興科技競爭。 「傳統影業製作的資金需求極大，製片者只要不是失去理智，都必須遵循一套求生的基本法則，」電影製作人泰德．厚普（Ted Hope）這麼告訴我。厚普早期是美國獨立電影圈的活躍成員，當時我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他身旁的老電影像骨牌一樣一片片堆著。厚普說：「特殊藝術電影在過去十年間持續在凋零。真正重要的電影現在都是從其他地方湧現。」 當拍片家或製片團隊，用好幾個不同的平台來說同一個故事，就形成了跨媒介的現象。這個名詞是在二○○三年，由美國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與新聞學院的知名媒體研究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一篇期刊文章中提出的。詹金斯寫道：「跨媒介現象就是資訊的碎片，一點一點地透過三部院線動作片、一系列短篇動畫、兩套漫畫書，以及好幾個電動遊戲傳遞出來。沒有一魚通吃的管道或原始的文本，可以讓人們可以一次就得到完整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