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帝國主義

隱沒於小說、詩篇閒暇情趣下的帝國主義 　　從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建立了從澳大利亞直抵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帝國，在此同時，西方文藝大師也創造了從《曼斯斐爾公園》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依達》等傑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評家仍視其為兩個互相分離的現象。 　　薩依德繼《東方主義》之後所寫的這本里程碑式的鉅作，精心構築了西方帝國之野心與其文化之間戲劇性的關聯，兩者相互輝映、相互增強。他以十九、二十世紀的小說敘事為分析對象，從艾略特、康拉德開始，一一檢視了葉慈、阿契比、魯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顯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產生屬於他們自己的反對與抗拒之充滿盎然生機的文化。同時，薩依德也論及音樂(如《阿依達》)、藝術與美學表達(如現代主義)等其他領域。 　　薩依德的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出帝國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力道。因此，隱沒於浪漫小說、詩篇的閒暇情趣之下的奴役及殖民體制，也就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脈絡中重現意涵。 如此寬廣的視域與令人驚異的博學，《文化與帝國主義》再度開啟了文學與其時代生命的對話。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 對抗西方霸權 ◎廖炳惠 ＜譯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導論 I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 1帝國、地理與文化 2過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兩種視線 4差異的經驗 5串聯帝國與世俗的詮釋 II凝聚的景象 1敘述和社會空間 2珍．奧斯汀與帝國 3帝國的文化嚴整性 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依達》 5帝國主義的享樂 6掌控下的土著 7卡繆和法國的帝國經驗 8對現代主義的一個註腳 III抵抗與反叛 1兩面性 2反抗文化主題 3葉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歷程與反對勢力的出現 5勾結、獨立與解放 Ⅳ未來：源自宰制的自由 1美國勢力之上揚：公共領域之論戰 2挑戰正統與權威 3運動與移民

譯者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記得第一次接觸到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是在一九九三年春季，當時尚在美國從事博士班研究，擔任宗教史學研究方法論課程的林貝莉絲（V. Limberis）教授在某次的課堂一開始，就拿出一份《紐約時報》書評之剪報影印發給各位同學，她告訴我們：著名的文化評論家薩依德又出版一本新書了，凡喜歡他所討論的主題者絕不能錯過。當時，只覺得薩依德這個名字有點陌生，依稀記得他在好久以前寫過一本《東方主義》的書。由於沒讀過任何他的作品，就很好奇地在課後看了那份書評，從此就和薩依德的作品結下不解之緣了。自此以後，就發覺許多課堂的教授也都有討論到他的思想，其時正是「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論戰橫掃美國許多社會和人文領域之際，而因為個人在天普大學宗教學所主攻的宗教傳統是伊斯蘭教，故有相當多機會接觸到這位充滿爭議性但仍活躍於文化界的當代思想家之作品，對他所提出的議題覺得不只對學術研究有價值，也在世紀之交觀察全球化的大局勢提供台灣社會一個另類而重要的參考點，故在回國任職年之後，就想寫一些和薩依德與「後殖民主義」有關的東西，唯教學與個人瑣事繁冗，故也無法如願，正好立緒在出版了中譯的《東方主義》之後，又要再出版這部我首次接觸到的薩依德原著之中譯本，故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足夠時間將這部近四百頁的巨構在西元兩千年之前翻譯出來，就一口答應下來了。對立緒肯出這樣一本可能會是叫好不叫座的大部頭著作，也願意鼎力支持。 　　薩依德在〈導論〉中已將本書中心思想、主要議題和個人關懷說得非常清楚了，不需我在這個譯者序言再贅述，在此想以個人的親身經歷來對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主題做些註腳。正在翻譯本書的前後這兩年來，雖然在嘉義南華任教，但仍有多次機會赴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和蒐集研究與教學資料，往返奔波於西方的第一世界（美國）和東方的第三世界（東南亞和印度），故對於薩依德書中所提到的那種西方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之間的全球性矛盾衝突和正反辯證關係，除了文字上與理論陳述上的理解外，又多了一層現實的體認。老實說，以薩依德這樣激烈地對西方帝國主義做尖銳（及深刻）之批判的學者，對於習慣於用美國或西歐的第一世界之文化和思想做為主要參考點，且缺乏對西方殖民主義之於第三世界的影響有比歷史教科書之外更多的了解之一般讀者而言，很可能會只看其激烈與尖銳的一面，甚至會像目前在這場後殖民論戰中繼續維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者一樣，對薩依德的論點打入偏激之反西方論者、加以窄化或低調處理等等不願（也無能）正視問題的反應。我在幾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看到一些美國的區域研究專家正是用這種態度來面對薩依德，而另外一些支持他的學者則又熱烈地贊同薩依德的批判性論點。一位身為世界超強公民的美國人對薩依德的批判會許多防禦性反應也是非常自然的，但反過來說，身在亞洲地區、同樣歷經不同類型的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入侵的人們，或者和第一世界的公民對此一後殖民論戰會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想法吧！只是，習於與歐美文明（尚有日本`文明）為馬首是瞻的一般台灣知識界和社會大眾，或者也不見得就不會在心態上是站在殖民者那邊，自鳴得意於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也像西方國家一般，以鄙夷的方式看待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視其為落後地區。這種心態若有之，則只能更加證明薩依德的所言之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無遠弗屆，台灣社會大概不可能自外於這場全球性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之論戰了。 　　有機會能到薩依德所批評的那些英國文學大師筆下的第三世界去，不論是吉卜齡和佛斯特筆下的印度，或康拉德筆下的東南亞，除了享受當地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所相互激盪出來的異國情調之餘，對薩依德所呈現之西方帝國主義的優越性經濟與文化的生產和輸出、第三世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共謀行為、第三世界受壓制的民眾之宗教和文化的活力，但卻又缺乏挑戰西方和本土統治者宰制的力量等等，這一切都是歷歷在目，與薩依德震撼人心的字句交互迴響著，腦海中的思緒縈迴、揮之不去。一方面是街道整齊、鐵公路交通便捷、到處有販賣西式商品的餐館、百貨、超級市場和觀光旅館的殖民城市，其中殖民時代的政府大廳及貴族資本家的豪華宅邸都是主要地標；另一方面，進入傳統城鎮和鄉村地區，則是骯髒狹窄的街道、在車站和通衢大道叫賣的小販、人聲鼎沸的市集、沿路向觀光課乞討的老人與孩童。 　　但對這些卑微的民眾，還有一樣最重要的精神泉源，就是他們的宗教祭典和儀式。在恆河畔祝禱亡魂超渡彼岸的印度教徒、沿著通往菩提迦耶和靈鷲山的大路上踽踽而行的佛教朝聖者、在星期五下午虔誠地在清真寺參加集體禮拜並準備捐獻或接受救濟的伊斯蘭教徒、還有那些成千上萬地湧入供奉著救世主般的克里須納大神和擁有毀滅和創生能力的濕婆大神的廟宇，準備接受祭司祝福的印度教信徒，這一切交織成一幅如吉卜齡筆下的複雜多樣、難以穿透、不可化約成幾個簡單要素的印度景象。殖民主義改變了什麼？或創造了什麼呢？是我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看到的人潮洶湧的購物中心和穿著時髦的青年男女，或者是加爾各答街上西裝筆挺、一口流利英語的印度紳士嗎？當然不只是這些。在一般民眾難以接近的政府大樓內部，本土政客正在玩著相同的西方議會民主之遊戲，發表有關如何發展經濟和維持民族文化的老調；而與外在世界多少有些隔絕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正在引進西方優越的科技、語言、學術理論和教學方法，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也學著第一世界在五星級旅館開著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以南腔北調的英語討論著一般民眾難以瞭解的議題，享用著西式餐點，當然肯定也會有些本土風味的食物和本土文化的老調重彈了。這一切構成一幅多麼不協調的後殖民景象，台灣沒有這種景象嗎？ 　　記得在前往印度教恆河聖地的火車車廂內，閱讀當地的報紙，看到印度國會正在辯論著發展國家經濟的議題，執政黨官員主張開闢像矽谷一般的電腦尖端科技工業區，以增加就業機會，趕上全球網路通訊時代的熱潮，但反對黨議員則質疑，電腦科技對年年發生水患的成千上萬阿薩密省的難民有何利益呢？高科技就能讓災民填飽肚子嗎？不知何故，腦海突然回到台灣老家的時空情境，汐止北二高新台五路交流道旁巍然矗立的幾棟高科技產業大樓，交錯著兩年前汐止市區水患的情境，一幅很不協調的場景突然闖入我的思緒之中…..。豈料在我的「印度之旅」幾個月後，汐止老家再度發生遠比兩年前更嚴重的水患，「綠色矽島」vs.「汐止水患」的荒謬意象再度浮現腦海，這次是台灣的場景把我又帶回到幾個月前難忘的「印度之旅」種種如幻似真的所見、所聞、所思之中......。這應該是另類形式的「全球化」與「後殖民」經驗吧！我想薩依德所呈現的那幅充滿矛頓衝突的「文化與帝國主義」圖象，會比西方全球主義論者的和諧富庶之「地球村」圖像，更能呼應著我的個人經驗吧！ 　　《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基本架構是極為簡單的，即西方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個辯證過程在兩個層面被開展出來，即政治歷史的現實層面和文化與意識型態的精神層面，但兩者之間密不可分的辯證統一體才是薩伊德所苦心經營的。做為他的方法論之核心概念：「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指出了其作品所一貫具備的那種如交響曲般的雄渾氣魄、高潮迭起、卻又是結構嚴密、首尾一貫。此一音樂式的類比，不單純只是一個簡單的比喻而已。無疑地，除了文學批評的學術專長外，音樂是薩依德另一個具有天賦的領域，他的寫作受到其音樂愛好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只是在第二章對威爾第歌劇的細膩分析與批評，顯示他的音樂鑑賞力，而交響曲的結構也可極為適切地用來分析這部磅礡巨著，四個長大章節的形式呼應著交響曲的四樂章形式，而每一章節又隱然可辨其呈式部、開展部與再現部的三段曲式，而其中心主題便在此一嚴密結構下有了不同的變奏、對位和和聲，這一點值得讓用心的讀者自己慢慢地去品味。 　　正如薩依德的分析和批判方式，乃是將這些現代歐洲文學大師的作品置於其所處身的政治與文化史的具體脈絡中一樣，要想深刻瞭解《文化與帝國主義》和薩依德的其它作品，也有必要將他放在其所置身之當代歷史的脈絡和薩依德個人的生活史中。薩依德本人的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已有彭淮棟教授的中譯（亦由立緒出版），讀者可自行參閱細節，不再贅述。個人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薩依德之所以能對西方殖民主義提出如此深刻的批判，而在其行文中又充滿著劇烈之不可解的矛盾衝突和對現代歷史的悲劇感，無疑與其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家庭的特殊背景有關，這個身分認同使他在他的阿拉伯祖國和在自我流放的僑居地美國，都感受到格格不入。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均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下脫離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支配，取得獨立，但巴勒斯坦人卻反而淪為新殖民勢力---錫安主義的以色列和為其撐腰之新殖民強權的美國－－所徹底宰制，成為後殖民時代中最悲慘的次殖民地之一。薩依德身為西方殖民之子，自然也和其祖國本土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有所疏離，而在流亡到美國之後，卻又因美國對中東政局的強力介入、一面倒的偏袒以色列，使大眾媒體不斷地呈現出薩伊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乃是落後和野蠻的恐怖份子之形象，這自然使薩依德對美國主流文化實在難以忍受。令人激賞的是，薩依德將此種個人的屈辱和受難昇華為一種普世性關懷的層次，對被壓迫者之悲天憫人，並堅持知識分子不妥協的性格和冷靜客觀地批判現實的態度，使他對西方和第三世界雙方的文化都有賞識讚揚和尖銳批判的兩種態度並存，並非一面倒的傾向反西方的的狹隘本土主義立場。 　　但薩依德除了敏銳的批判外，提供讀者任何積極建設性的參考方案嗎？在第四章〈脫離宰制、邁向自由的未來〉之結論處，提到了他對伊朗什葉派充滿反叛精神的知識分子、也是伊朗革命初期的學運領袖阿里．薩里阿提（Ali Shariati）的讚許，並引述他的話：「人，是一充滿辯證的現象......因此，所有固定不移的準則何其可悲啊！......人是一場『抉擇』、一場鬥爭、處在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他是一場無限的遷徙，自我內在之遷徙，從黏土到上帝；他是自我內在靈魂的遷徙者。」接著又引用了十二世紀的薩克森僧侶聖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之一段話來做為韻味深長的尾聲：「凡是一個人覺得其家園是甜蜜的，則它仍然只是一位纖弱的初學者而已；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則已算是一位強者；若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則他已是一位完人了。纖弱的靈魂只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定點上﹔強人則將他的愛擴充到所有的地方﹔完人則止熄了他的愛。」薩依德經常強調自己是一位世俗的人本主義者，對宗教教條和各種宰制人性的意識型態充滿厭惡，但在如此充滿關鍵性的結尾處，卻引用了兩個來自全然不同傳統、不同時代的宗教思想家來為其終極的關懷提出闡釋，這點豈不矛盾和突兀嗎？ 　　顯然有兩種全然不同的宗教思維，形成在薩依德這部著作的結尾之最後一個正反辯證法，一方為嚴苛的宗教正統派；另一方則為充滿反叛和密契精神的異端派。事理總有對立的兩方，一位「世俗」的文化批評家也可從宗教傳統中尋求其靈感泉源。但擺在結尾的顯著位置，自然有比隨機式的借用更深刻的內涵。薩依德的近東祖國在歷史上充滿著宗教衝突，但同時也曾存在著各種宗教相互包容、共存共榮的情況，今日充滿暴力衝突的局面固非歷史的必然，故未來何嘗不是充滿著無限希望呢？薩依德的阿拉伯祖先正是在茫茫大漠中過著浪跡天涯的游牧生活，雖然物質匱乏，但精神上卻是自由自在、四海為家。不正是在這種環境底下，可以培養著「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的「強者」，甚至是「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的「完人」嗎？還有比這種情懷更能體現出後現代主義所謂游牧精神的嗎？薩依德的自我放逐生活不正是此種精神的最佳體現嗎？這不正是其阿拉伯祖先的生活方式嗎？這種游牧生活並非沒有方向感或毫無目標的漫遊者，這是現代人虛無的靈魂才會產生的「後現代」式扭曲。反觀篤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遊牧民族心中都有一個明顯的方向，它們是在茫茫大漠中踽踽獨行的朝聖者，不畏艱難地踏向通往真主安拉居所的麥加聖地，聖地可以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場所或地點，而是其無所不再的心靈歸宿，因而使朝聖者可以有著「何處為家、處處是家」的感受，因為一心堅持嚮往著超越塵世的神聖境域，故所有艱難的旅程都變得充滿著意義和超越的契機了！這也許就是薩依德為我們提供的醫治後現代苦悶之一帖良方吧！只是有多少人肯捨棄安樂舒適的現代資本主義高科技和物質富裕的生活，去追求心靈的大自在境界呢？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還有比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更加不妥協與不包容的意識型態的嗎？反之，還有比什麼形式的自由與人性解放比宗教的大自在、大解脫更為徹底的嗎？可嘆的是，後現代人的物質生活和心靈中有著太多「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既揮之不去、亦難以捨棄，奢望解放與超越，究屬罔然！

第一章 重疊的疆域、交織的歷史 來自主體或有關主體的沈默，是日常的次序。有些沈默被與整飭策略共生共存的作者打破了，有些則被保持了。我感興趣的是可以打破沈默的策略。 ――東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暗夜的遊戲》 換句話說，歷史不是計算機。歷史在人的心智與想像中展開，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多方面反應中成形；它本身是物質現實、基礎經濟面與狹隘客觀性的無限巧妙之媒介。 ――巴塞爾˙大衛森（Basil Davidson） 　　　　　《近代史中的非洲》 （一） 帝國、地理與文化 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最通用的多種策略之一。這種訴求的激發，不僅是對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或什麼是過去，有相左的看法；而且也對過去是否真的已經過去、結束和終了，或者是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而感到無法確定。這個問題激發了各種各類的討論――有關於影響力的、有關於責咎與評斷的，也有關於對現在的現實情況和未來的優先要項的討論。 在艾略特（T. S. Eliot）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早期批判性論文中，他就曾涉及了相似的論題群。雖然他這篇論文的寫作時機和意念，幾乎是純屬美學的，但是可以借用他的公式，去通用到經驗的其它領域。艾略特說，詩人很顯然是一個個別天才，但是他也是在傳統之內創作，而且不能只靠傳承，還必須投入「極大的功夫」才能達到。他接著說，傳統，首要包含歷史感。這對任何一個過了二十五歲，仍然可以繼續成為一個詩人的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並且，歷史感也包含了不僅是對過去的過去性，也是對它的現在性的一個理解；歷史感迫使一個人不僅寫他紮根的那一代，也要寫出自荷馬以降的整個歐洲文學的感覺，而在此中，他自己國家的全部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並且建構了一個同時的次序。這個歷史感，既是永恆的，也是短暫的，而且也是永恆與短暫結合在一起的，才使得一個作家具現傳統。同時，也使得一個作家能夠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他在時代中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同一時期性。 沒有一位詩人或任何藝術領域的藝術家，能具有其獨存而完整的意義。（1） 我認為，對具有批判性思考力的詩人，和對某些在其作品中試圖對詩的寫作過程有一個近度賞析的評論家而言，以上這段引文，都同樣具有說服力。主要的理念是在，即使我們必須完全地理解過去的過去性，但是也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可以把過去從現在中隔離出來。過去與現在彼此互通訊息、相互隱含，以艾略特所提純屬理想的觀念而言，兩者也是相依並存的。簡言之，艾略特的建議，是一種文學傳統的觀點，雖然重視暫時的連續，卻不完全是由它統馭。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也沒有任何詩人或是藝術家，能有一個獨存而完整的意義。 無論如何，艾略特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綜合，只是一個理想，而且有他個人奇特歷史的重要功能；（2）他綜合的時間觀，忽略了個人與體制之間，對決定什麼是，或不是傳統，何者相關，或不相關的鬥爭性。但是他的中心理念則是有效的，即我們如何明確地陳述或再現過去，型塑著我們對現在的理解和觀察。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是兩種基本對立的歷史所造成的，並被兩方國家的官方體制利用來獲取利益。在伊拉克巴阿斯（Baath）政黨的解釋下，現代阿拉伯歷史顯示了對阿拉伯獨立所未實現與未履行的承諾，此承諾被「西方」以及一群更近來的敵人，如阿拉伯反動派和猶太錫安主義（Zionism）所中傷。因此，伊拉克的血腥侵佔科威特，不僅在俾斯麥式的基礎（Bismarckian grounds）上，而且也因為阿拉伯人相信必須為自己討回公道和奪回被帝國主義所拿下的最大獎之一，而有其正當的理由。反之，在美國人對過去的觀點下，美國不是一個古典的帝國強權，而是一個全世界的正義主持者，在追緝暴政和捍衛自由上，無分地域也不惜任何代價。此一戰爭無可避免地以這兩種對過去不同版本的認知，來對抗著彼此。 艾略特對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關係複雜性所持的理念，在有關「帝國主義」意義的討論中，特別引人聯想﹔此一名詞與其理念，在今天是如此地引起爭議，且充滿各種問題、質疑、論辯和意識形態的議據，以至於幾乎完全拒絕去使用。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此討論本身涉及到對此一概念的定義與劃定界限的嚐試：帝國主義主要是在經濟方面的嗎？已經擴展到了什麼地步？它的肇因為何？是體制性的嗎？何時（或是否）終結？在歐、美對此一討論有所貢獻的學者名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考茨基（Kautsky）、希爾法亭（Hilferding）、盧森堡（Luxemburg）、霍布森（Hobson）、列寧（Lenin）、熊彼德（Schumpeter）、鄂蘭（Arendt）、馬格道夫（Magdoff）、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以及近年來在美國出版的著作，如保羅•甘迺迪的《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威廉•艾坡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迦布利爾•柯爾寇（Gabriel Kolko）、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霍華•辛（Howard Zinn）與華爾特•賴費伯（Walter Lefeber）等人的修正主義史，還有各式策略學家、理論家和哲人，為美國的政策為非帝國主義者而不遺餘力的辯護或說明的寫作――這一切都使得帝國主義，與其適用（或不適用）於美國這個當今的主要強權國家的問題，仍方興未艾。 這些權威討論的主要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然而，就我相信的，卻很少注意到文化在近代帝國經驗中的優越地位﹔也很少正視到，古典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帝國主義極度全球性的擴張，仍有大片陰影籠罩在我們的時代之事實。幾乎所有今天仍健在的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與澳洲――不勝枚舉――的人士，都受到了過去帝國的波及。英國與法國分別佔了極大的領土：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北美、南美與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一大片的非洲、中東、遠東（香港在1997之前仍是英國的殖民地）、以及整個印度次大陸――這些地方都受到英國或法國的統治，也都適時掙脫其統治而獲得解放﹔此外，美國、俄國與幾個歐洲次強國家，日本與土耳其也不在話下，在十九世紀某一或整個時期也都是帝國強權。此一管轄或佔有的模式，也確實為當今全球性的世界打下了根基。電子傳播、全球性的貿易、資源取得、旅遊以及有關天氣形態和生態改變的資訊，已將世界即使是最偏遠的角落，都連結在一起了。我相信，這系列模式，最先是由近代帝國所創立且使其成為可能。 我在個性上與哲學立場上，都反對大規模的體制建構或人類歷史的整體理論。但是我必須指出，已經在近代帝國中學習也確實生活在其中的我，對帝國如何不斷擴張及其無情的整合，感到驚愕。不論是在馬克思或如西萊（J. R. Seeley）的保守論述，或是如費爾德豪斯（D. K. Fieldhouse）和艾爾德瑞奇（C. C. Eldridge）――《英國之使命》（England’s Mission）是其代表作（3）――的現代分析，都使人看出了大英帝國將許多事物整合並融合其內，並與其他帝國聯手將世界合而為一。然而沒有人，當然也不是我，能看清或完全掌握此一整體的帝國世界。 當我們閱讀當代歷史學家派屈克‧歐布萊恩（Patrick O’Brien）（4）與戴維斯（Davis）和賀登巴克（Huttenback）――其重要著作《財神與帝國之追求》（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試圖稱量帝國活動的實際利益（5）――之間的論辯，或當我們看較早期的論辯，像羅賓森–迦拉格（Robinson–Gallagher）的爭議事件，（6）或是細看依賴式和世界累積式經濟學家安德烈‧耿德‧法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沙米爾‧阿敏（Samir Amin）（7）的著作時，身為文學和文化歷史學家，我們不能不問，這一切對詮釋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或是法國的史地學、意大利歌劇或同一時期的德國形上學，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在我們的著作和研究中，我們身處在一個無法忽視帝國和帝國主義脈絡的關鍵時刻。一如歐布萊恩所說的，「為一個擴張中的帝國所創造出來之安全的幻想和錯誤的期望作宣傳，以為對那些在自己國界以外的投資者，可以產生很高的報酬」，（8）事實上說的正是一種由帝國和小說、種族理論和地理探勘、國家認同的概念和都市（或鄉村）的慣例所創造出來的氣氛。「錯誤的期望」一辭，暗示的是《大希望》（Great Expextations）﹔「在自己的國界之外投資」則是指約瑟夫‧席德萊（Joseph Sedley）和貝姬‧沙普（Becky Sharp）﹔而「創造的幻想」則暗示了「隱伏的幻想」（Illusions perdues）――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交錯令人注目。 串連這些不同的領域，顯示文化與擴張的帝國有所牽連，觀察藝術則保有其獨特的資賦，又同時策劃加入結盟的行為，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粗淺地認為，我們必須盡力嘗試，並將藝術融入全球、現世的脈絡中。疆界與財產、地理與勢力都瀕於險境。有關人類歷史的一切，都根植在土地上，這意指我們必須思考住所，但也指出了人們計劃要擁有更多的領土，因而也就必須對其原住民有所處置。就某種相當基本的程度而言，帝國主義意指去思想、佔領並控制不屬於你所有的、偏遠的、並由別人居住和擁有的土地。然而一般說來，文學史學家在研究十六世紀的偉大詩人，譬如愛德蒙‧史賓塞（Edmund Spenser）時，並不會將他對愛爾蘭的凶殘計劃，即他想像一支英國部隊幾乎將當地的原住民滅種，與他的詩人成就或至今仍持續存在的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基於本書的宗旨，我的焦點專注於土地的實際爭奪與其人民的身上。我嘗試在歷史經驗中作一種地理性的探究，我心中也牢記著一種理念，即地球實際上是一個世界，其中沒有人居住的空間幾乎不存在，一如沒有人能自外於或超越地理之外而生存，我們也不能完全擺脫因地理而起的爭奪。這種鬥爭複雜而有趣，因為它不只限於戰士與大砲，也包含了理念、形式、形象與想像的鬥爭。 在所謂西方或宗主國世界，以及第三或前殖民世界中的人，都分享了一個相同的經驗，即高度或古典的帝國主義時代，仍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在當今具有相當大的文化影響﹔在其高峰時期，歷史學家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饒富意味地將其稱之為「帝國時代」，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巨大殖民結構的解體，也多少正式終戰。基於各種理由，他們有一種新的迫切感，想要去瞭解過去性（the pastness）或是尚未成為過去，而這種迫切感，也延伸至對現在和未來的理解。 在這些理解的重心裡，有一項不爭的事實，是在十九世紀中，史無前例的勢力，都集中在英國與法國，後來則集中在其它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當年羅馬、西班牙、巴格達或君士坦丁堡的勢力，相形之下，就顯得難以敵對了。此一世紀使得「西方的崛起」達到高潮，而西方的勢力也允許帝國宗主中心，以令人驚愕的規模去奪取並累積領土與屬民。試看，在一八○○年，西方的勢力聲稱佔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實際上是佔有大約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積，然而到了一八七八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萬三千平方哩的速度增加。到了一九一四年，年增率更高達二十四萬平方哩，而歐洲更將全球總面積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列為殖民地、保護地、屬地、領土與聯邦。（9）歷史上沒有比這更大的殖民地組合，也不曾有過如此全面的統治，且在權力上與西方宗主國如此地不平等了。結果，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在《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中指出，「世界被前所未見地統一成一個單一互動的整體。」（10）而歐洲本土在十九世紀末，幾乎沒有一個生活的層面不會碰到帝國的事實﹔經濟渴求海外市場原料、廉價勞力與獲利鉅大的土地，國防與外交體系也益形致力於保有偏遠領土的廣闊地帶與大量被統治的民族。當西方強國不為更多殖民地而彼此激烈甚至殘酷正面抗爭時――V. G.凱南（V. G. Kiernan）指出，（11）所有近代帝國均相互仿效，他們就致力屯墾、探勘、研究，當然也統馭他們所管轄的領土。 理查‧范‧阿爾斯泰恩（Richard Van Alstyne）在《崛起中的美國帝國》（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一書中明白地指出，美國經驗，自起始就創立在「統治權的理念――一種可以擴張人口與領土，和增強力量和權勢的主權、國家或宗主權。」（12）因而，聲言要為北美的領土奮戰和爭取（有驚人的成就）；要去統治土著民族，並以各種方法將之滅絕、驅逐﹔之後，隨著共和國年齡與對半球勢力的增長，則有被判定為對美國有重大利益的偏遠地區需要去介入與奮戰――例如菲律賓、加勒比海、中美、「北非海岸」、部分歐洲，和中東、越南、韓國。然而怪異的是，諸多論述堅稱美國的特殊性、利他主義和機會如此具有影響力，卻很少且直到近年才使用「帝國主義」一詞或意識形態去談論美國的文化、政治和歷史。可是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聯繫是極其直接的。美國人對美國的「偉大」、種族階層、其它革命的危險（美國革命則被視為獨特且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區所無法仿效的）（13）之態度始終一貫，也統馭、掩飾了帝國的事實，且使辯護者為美國在海外的利益辯護時，堅稱美國是無罪的、行善、且是為自由而戰的。葛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名著《沈默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一書中的人物派爾，就無情而精確地體現了這種文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