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探討無差別殺人、自殺潮與 資本主義關連的必讀之書 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 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 資本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有何複雜連結？ 現代社會瀕臨精神潰堤，這是此刻最需要的一本書！ 　　▋絕望的恐懼年代，必讀的救贖之作！▋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在國際新聞上屢次出現的恐怖屠殺事件，竟如瘟疫般從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悄悄蔓延到我們的社會。無差別恐怖攻擊、頻繁的自殺行為，與資本主義當道的政治社會結構究竟有何關連？在這本令人不安的著作中，貝拉迪透過政治經濟現況、社會學、精神分析，與引人入勝的哲學思考，為我們找出這個時代精神潰堤的社會根源。 　　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從九一一事件、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人魔、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到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接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在這本集四十年心智思考的著作中，貝拉迪依循德勒茲、瓜塔里的哲學結晶，提供當代民眾一條可供應對與改變的建言。原本是形而上的思想辯證，在貝拉迪細膩地旁徵博引下，翻轉成一條縱然悲觀但仍保有喜悅的行動策略。 　　我們早晚會遭受科技與金融風暴引爆的大浩劫，但因有此書，在浩劫來臨前，我們將不致於太過絕望。 【媒體盛讚】 　　細膩描寫當代歷史現象的最佳讀本。—— 《芝加哥論壇報》麥可．羅賓斯（Michael Robbins） 　　貝拉迪主張以無限的想像與嘲諷，作為即將快速重組的世界唯一的解毒劑。但最後，本書描寫得比只是觸及表面深入太多了……——書癡（Bookslut）文學網站 　　貝拉迪是憂鬱年代全球行動主義大師，他的任務是理解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他能感受到反叛者的絕望，也能享受「負面勞動力」的聰明之處！——網路文化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創辦總監羅文克（Geert Lovink） 　　在診斷問題上，貝拉迪是最敏銳的專家。——《石板》（Slate）知名網路雜誌

　　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作家 　　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 　　盧郁佳—— 作家（推薦序）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盧郁佳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一小丑 二人性被高估了 三贏一時就好 四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五什麼是罪？ 六機器人 七記憶 八你們不再安全了 九自殺潮 十首爾之旅 十一無可奈何時，我們該怎麼辦？ 參考書目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 文／盧郁佳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拚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分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BBC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A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九八%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八七%，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四一%。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 （本文作者為作家）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１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 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狀態如何，任都能買到致命武器。但我並不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暴力與荒謬刺激才想寫作，反正我們對這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個事件的隱喻張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打破「景觀社會」與真實人生（或真實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線。我懷疑霍姆斯曾經讀過德波（Guy Debord） 的書，因為人們通常不會在做事之前，先讀過相關的文獻。但霍姆斯的行為卻帶有情境決定論的意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又重新彙整，並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達達主義者 說的：「要消滅藝術，消滅日常生活，要消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霍姆斯讓我震驚的是：他想要取消觀眾與電影的界線，他想要進入電影世界。 所以，我忍不住開始大量閱讀「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相關文獻，接著讀到其他槍殺大眾的男性（不知道為什麼，有白人與黑人、有老人與年輕人、有窮人與有錢人，就是沒有女人），並進一步研究之前的無差別殺人犯。從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觀察這些可怕的瘋狂行為，比觀察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禮貌性瘋狂行為，更能了解世界現況的成因。我從「犯罪與自殺」這個非常特殊的觀點，看見資本主義帶給人極大痛苦，並造成社會文明分崩離析。 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驚悚駭人。 ２ 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我在檢視大眾殺人事件的觀點，將特別聚焦在殺人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殺的面向。 我在意的不是傳統的連續殺人犯，這些人是殘酷成性卻掩飾得很好的精神病，樂於看到別人受苦而死。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我寫了趙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與奧維寧（Pekka-Erik Auvinen）這幾個年輕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殺害無辜大眾，然後自殺身亡。我也寫了霍姆斯的故事，只是自殺未果。 ３ 史戴耶爾（Hito Steyerl） 在《螢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書名暫譯）一書中，寫到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行的單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種新的英雄風格，正好趕上了新自由主義革命與數位轉型的時代。英雄已死！英雄萬歲！但鮑伊的英雄不再是個主體，而是個客體：是一種物件、一種影像、一種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種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並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躍起來。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這首歌的錄影帶，就能理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這支影片同時顯示出三個角度的鮑伊，並以分層技術把他的影像變成三個。不只是鮑伊的英雄被複製了，他自己也變成一種可以被重製、繁殖、拷貝的影像，這段反覆的音樂經由幾乎是任何商品的廣告毫不費力地四處播送，也是一種把鮑伊迷人又自在的後性別（post-gender）形象包裝成產品的神器。鮑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壽命更長久的血肉之軀，也不是曾經成就了令人感動的功績而足以成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個指標人物，而是帶著後人類（post-human） 之美的一件閃耀動人的產品──他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影像而已。英雄的不朽不再來自歷經各種苦難的生存實力，而是來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與轉世的能力。破壞只會改變它的形式與外觀，它的實質卻毫髮無傷。這件東西的不朽是基於它的有限性，而不是無窮性。一九七七年，龐克樂團行刑者樂團（The Stranglers）透徹分析了這種情勢，清楚宣告：英雄主義已經沒戲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寧（Lenin）、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一九七七年，當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與拉斯佩（Jan Carl Raspe）等紅色軍團喪禮時，行刑者樂團的專輯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與宣言：「我們不要英雄了！一個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