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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内容简介
探討無差別殺人、自殺潮與 資本主義關連的必讀之書 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 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 資本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有何複雜連結? 現代社會瀕臨精神潰堤,這是此刻最需要的一本書! ▋絕望的恐懼年代,必讀的救贖之作!▋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在國際新聞上屢次出現的恐怖屠殺事件,竟如瘟疫般從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悄悄蔓延到我們的社會。無差別恐怖攻擊、頻繁的自殺行為,與資本主義當道的政治社會結構究竟有何關連?在這本令人不安的著作中,貝拉迪透過政治經濟現況、社會學、精神分析,與引人入勝的哲學思考,為我們找出這個時代精神潰堤的社會根源。 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從九一一事件、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人魔、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到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接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在這本集四十年心智思考的著作中,貝拉迪依循德勒茲、瓜塔里的哲學結晶,提供當代民眾一條可供應對與改變的建言。原本是形而上的思想辯證,在貝拉迪細膩地旁徵博引下,翻轉成一條縱然悲觀但仍保有喜悅的行動策略。 我們早晚會遭受科技與金融風暴引爆的大浩劫,但因有此書,在浩劫來臨前,我們將不致於太過絕望。 【媒體盛讚】 細膩描寫當代歷史現象的最佳讀本。—— 《芝加哥論壇報》麥可.羅賓斯(Michael Robbins) 貝拉迪主張以無限的想像與嘲諷,作為即將快速重組的世界唯一的解毒劑。但最後,本書描寫得比只是觸及表面深入太多了……——書癡(Bookslut)文學網站 貝拉迪是憂鬱年代全球行動主義大師,他的任務是理解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他能感受到反叛者的絕望,也能享受「負面勞動力」的聰明之處!——網路文化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創辦總監羅文克(Geert Lovink) 在診斷問題上,貝拉迪是最敏銳的專家。——《石板》(Slate)知名網路雜誌
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歐洲知名作家、理論家,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的最重要核心人物。 一九七六年成立了知名電台「Alice」,目前在米蘭的布雷拉美術學院(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主教社會傳播史課程。研究範疇聚焦在後工業資本社會中的媒體與資訊科技,作品往往結合歷史、哲學、社會、政治、科技、傳播等多重領域,以宏觀的辯證探究當代人的集體處境。 本書為貝拉迪的作品首次在中文世界出版。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專職譯者。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譯有《QBQ!就是要傑出》、《3300萬人的聊天室》、《學校沒教的就業學分》、《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合譯有《怪咖成功法則》、《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等書。
各界推荐
王浩威—— 精神科醫師、作家 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 盧郁佳—— 作家(推薦序)
目录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盧郁佳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一小丑 二人性被高估了 三贏一時就好 四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五什麼是罪? 六機器人 七記憶 八你們不再安全了 九自殺潮 十首爾之旅 十一無可奈何時,我們該怎麼辦? 參考書目
序/导读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 文/盧郁佳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拚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分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BBC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A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九八%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八七%,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四一%。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 (本文作者為作家)
文章试读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1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 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狀態如何,任都能買到致命武器。但我並不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暴力與荒謬刺激才想寫作,反正我們對這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個事件的隱喻張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打破「景觀社會」與真實人生(或真實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線。我懷疑霍姆斯曾經讀過德波(Guy Debord) 的書,因為人們通常不會在做事之前,先讀過相關的文獻。但霍姆斯的行為卻帶有情境決定論的意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又重新彙整,並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達達主義者 說的:「要消滅藝術,消滅日常生活,要消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霍姆斯讓我震驚的是:他想要取消觀眾與電影的界線,他想要進入電影世界。 所以,我忍不住開始大量閱讀「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相關文獻,接著讀到其他槍殺大眾的男性(不知道為什麼,有白人與黑人、有老人與年輕人、有窮人與有錢人,就是沒有女人),並進一步研究之前的無差別殺人犯。從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觀察這些可怕的瘋狂行為,比觀察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禮貌性瘋狂行為,更能了解世界現況的成因。我從「犯罪與自殺」這個非常特殊的觀點,看見資本主義帶給人極大痛苦,並造成社會文明分崩離析。 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驚悚駭人。 2 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我在檢視大眾殺人事件的觀點,將特別聚焦在殺人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殺的面向。 我在意的不是傳統的連續殺人犯,這些人是殘酷成性卻掩飾得很好的精神病,樂於看到別人受苦而死。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我寫了趙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與奧維寧(Pekka-Erik Auvinen)這幾個年輕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殺害無辜大眾,然後自殺身亡。我也寫了霍姆斯的故事,只是自殺未果。 3 史戴耶爾(Hito Steyerl) 在《螢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書名暫譯)一書中,寫到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行的單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種新的英雄風格,正好趕上了新自由主義革命與數位轉型的時代。英雄已死!英雄萬歲!但鮑伊的英雄不再是個主體,而是個客體:是一種物件、一種影像、一種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種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並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躍起來。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這首歌的錄影帶,就能理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這支影片同時顯示出三個角度的鮑伊,並以分層技術把他的影像變成三個。不只是鮑伊的英雄被複製了,他自己也變成一種可以被重製、繁殖、拷貝的影像,這段反覆的音樂經由幾乎是任何商品的廣告毫不費力地四處播送,也是一種把鮑伊迷人又自在的後性別(post-gender)形象包裝成產品的神器。鮑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壽命更長久的血肉之軀,也不是曾經成就了令人感動的功績而足以成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個指標人物,而是帶著後人類(post-human) 之美的一件閃耀動人的產品──他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影像而已。英雄的不朽不再來自歷經各種苦難的生存實力,而是來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與轉世的能力。破壞只會改變它的形式與外觀,它的實質卻毫髮無傷。這件東西的不朽是基於它的有限性,而不是無窮性。一九七七年,龐克樂團行刑者樂團(The Stranglers)透徹分析了這種情勢,清楚宣告:英雄主義已經沒戲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寧(Lenin)、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一九七七年,當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與拉斯佩(Jan Carl Raspe)等紅色軍團喪禮時,行刑者樂團的專輯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與宣言:「我們不要英雄了!一個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