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之虎新加坡--從南洋碼頭到十強之國的進行式

本書全面挖掘新加坡的軟實力與它生存的硬道理。介紹了新加坡的歷史淵源、政治制度以及人民行動黨政府在經濟轉型、社會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設、文化教育、城市規劃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其中，凡與我國相似之處或可為人民與主政者借鑒的寶貴經驗，作者均不惜筆墨作了深入探討。對於我們該如何學習新加坡，作者提出了大量獨到而深刻的見解。書作者2011年參與了新加坡“連瀛洲紀念獎學金”專案，以訪問學者身份赴新加坡學習考察三個月，當時作者身為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主要領導，同時兼任南京大學、南京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在星島訪問期間，作為一名資深的媒體工作者和經濟學博士後，作者習慣性帶著中國的現實問題，並用經濟學的專業眼光，對新加坡進行了全方位的觀察和思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回國後花了近一年時間終成此書。作者兼有中文及經濟學研究的雙重教育背景，所著書稿品質較高，可讀性很強，思辨色彩也較強。

第一章從“淡馬錫”到“四小龍” （一）舊時新加坡 （二）漫漫獨立路 （三）奮鬥的歷程 （四）今日新加坡 第二章“做蛋糕”與“分蛋糕”的哲學 （一）轉型升級“三級跳” （二）政府的角色 （三）“分蛋糕”的藝術 （四）新加坡的經濟哲學 第三章“非典型”民主制度 （一）新加坡的政體 （二）“屹立不倒”的人民行動黨 （三）廉能政府是如何煉成的 （四）民主的價值 第四章以開放謀和平 （一）從依附到獨立 （二）在“巨人”間立足 （三）以行動贏尊重 （四）和而不同：小國大外交 第五章自力者，他助之 （一）自力之基——中央公積金 （二）自力之要——政府作為 （三）三塊基石——構建理想家園 （四）“理性”的“吝嗇” 第六章從“儒家價值”到“國家意識形態” （一）從“儒家價值”到“共同價值” （二）從“文化沙漠”到“文化之都” （三）“新加坡價值”前路漫漫 第七章“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 （一）有教無類 （二）因材施教 （三）“繁榮”與“公平”之路 第八章“花園城市”的前世今生 （一）綠色的化工重鎮 （二）新加坡的“資源經” （三）環境——一個政治問題

前言 　　「新加坡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只能算是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一個真正的國家，人民得有自我價值意識、身份認同感，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願意為彼此犧牲生命」 ，這是新加坡的締造者、時任內閣資政的李光耀在其2011年1月出版的訪談錄中向新加坡年輕一代發出的警示。他還以中國為例解釋何謂「真正的國家」，「看看中國人吧，無數次被人侵佔，又能無數次在侵略者衰敗之後浴火重生，正因為這個民族有很強的凝聚力：同一個語言、同一種宗教、同一個漢民族，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新加坡身上，那麼情況可能會截然不同”」 。這已不是李光耀第一次表達這樣的觀點，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他就指出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國家，至今仍不是個真正具有共同民族特性的國家，要真正成為一個自然和諧群體的國家或許還要再有50年至100年。似乎是為了給李光耀的論斷提供依據，《海峽時報》隨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在1800名受訪者中，只有29%％的人表示「願意為保護同胞而死」。 　　實際上，李光耀類似的言論並不鮮見。1998年，已卸任總理八年的李光耀到訪澳大利亞，他向東道主感慨道：「我100年後回來這裡，肯定還會找到這個地方，綠草、牛羊、麥田和果樹依舊……可是我無法肯定100年後新加坡還在。」 1996年和2007年，他兩次公開表示“「如果新加坡經濟失敗，或許可以重新加入馬來西亞”」。顯然，以堅忍、強硬著稱的李光耀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他對新加坡之「不成熟」和「脆弱性」的反復強調卻常常讓人覺得他太過悲觀。這種「悲觀」實際上體現在了其施政的各種方面。比如，新加坡長期維持著占國內生產總值5%％到6%％的軍費開支，這一水準僅低於中東、北非及中非等動盪地區的國家，遠高於除美國之外的其他第一世界國家；比如，新加坡一直奉行節儉和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政府執迷於積累儲備金以應對各種「幻想中」的危機；再比如，新加坡為了防止鄰居以「供水」問題以之相脅，多年來耗費巨大精力發展再生水以擺脫對外部水源的依賴。但是，瞭解新加坡的人都懂得，「悲觀」背後是深切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不僅基於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多年打拼中積累的經驗，更基於他對新加坡歷史及現狀的深刻認識和思考：彈丸之地、移民社會、多元種族、多元文化、不友善的鄰居以及變幻莫測的地區和國際形勢。因此，雖然在幾十年內由「第三世界」躋身「第一世界」的成就已足夠令世界驚歎，李光耀仍時刻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警示後來者。畢竟，新加坡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無中生有」的國家，是一個「在偶然間創造的實體」。

奮鬥初期先建立「求生存、求發展」目標 – 新加坡能贏是因為「怕輸」！ 不過，在發展初期「以填飽肚子為第一要務」的情勢下，文化價值和文化認同的問題，還不足以產生太大的現實意義。當時，在政府的號召和鼓勵下，生存、發展和經濟成功成為全社會普遍追求的目標。自一九五九年獨立伊始，出任總理的李光耀即振臂高呼，喊出「沒人欠新加坡人生計」，號召全體國民埋頭苦幹，以建立一個繁榮的國家。此後，對「生存危機」及「脆弱性」的警示、對「艱苦奮鬥」的呼籲，就成了各類官方話語中的固定成分。伴隨著領導人的大聲呼號，以自強、自立為核心的「奮鬥」價值逐漸成為了全社會的價值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多種族社會因缺乏共同價值觀而產生的分裂與隔閡。一段時期內，「奮鬥」扮演了凝聚新加坡社會的價值紐帶，提供了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凝聚力。 對成功、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使各種族人民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團結在政府周圍，傾聽領導者的聲音，響應領導者的號召，從而保證了像「中央公積金」「組屋區種族配額」這類看似強硬、不近情理但又著眼長遠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可以說，新加坡政府在發展早期對「奮鬥」價值觀的宣導，不僅填補了種族磨合期核心價值觀的空白，更為獨立後經濟社會的第一次騰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 雖然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隨著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種族關係的持續演進以及政府在建構共同價值觀上的不懈努力，「奮鬥」在社會價值觀體系中的重要性不比以往。但作為一座曾在崢嶸歲月裡幫人們照亮前路的精神「燈塔」，「奮鬥」價值觀經代代相傳早已成為新加坡社會的基石之一；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奮鬥」價值觀的內涵與外延也悄然發生著變化。早期的「奮鬥」洋溢的是謀生計、求自立的激昂、豪邁與萬眾一心，後來的「奮鬥」逐漸多了一份基於市場經濟的理性與務實。再後來，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積澱，加之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奮鬥」的內核又逐漸向「競爭」遷移。現如今，新加坡國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怕輸」心理，即是這一狀態的真實寫照。「怕輸」，即怕落於人後，這本是人類的一種普遍心理，同時也被認為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但新加坡人似乎將其演繹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