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

入侵私有財產的模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窮人掠奪富人……倉猝而起、暴力相向； 第二種是：富人掠奪窮人，從容不迫、完全合法。 ── 泰勒（John Taylor）《美國政府的原則與政策的研究》 　　工作貧窮族 vs. 不工作的富人 　　前美國勞工局長、社會批判家萊克，證明資本主義的成敗關鍵在： 　　選擇走向為多數人謀福利的市場制度，還是變成為少數人牟利的政客制度！ 　　提出解決貧富差距、分配失衡方案： 　　積極有行動力的政府，提高富人稅，投資教育，重新分配資源給貧苦無依的人。 　　榮獲 亞馬遜網路書店 五顆星年度暢銷書 　　美國出版商 商業與經濟類 年度首選前十名 　　在這大翻轉的年代，是該照顧多數人的福利？還是少數者的財富？ 　　「還記得學校老師、麵包師傅、推銷員、修車工一個人的收入就足以買棟房子，擁有汽車，養活一個家的時光嗎？我記得。在1950年代，我父親在小鎮的街上開間店鋪，專門賣女裝給工人的妻子。他賺的錢足以讓全家過得很舒適，我們不富裕但從未感到貧窮。」 　　「二次大戰後的三十年內，美國創造了前所未見、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在那些年裡，典型美國勞工的所得翻了一倍，美國經濟的規模也翻了一倍。相反的，過去三十年美國經濟又翻了一倍，但是典型美國人的所得卻原地踏步。接著，美國大公司執行長所得，是公司典型員工平均薪資的20倍。現在，他們的所得已經大幅增加到員工平均的200倍以上。」 　　「現今大部分人的薪資停滯或減少，工作安全感降低，不公平逐漸擴大。而大型企業、銀行和億萬富翁正獲取經濟成長的果實，並且掌控政府。導致民粹騷亂日益高漲，以激烈的排外和反移民熱的形式出現。這些聽起來很熟悉？它們正成為美國、英國和全球各地新的政治和經濟常態。」 　　市場的組織如何從半個世紀以前變成現在的不同組織？ 　　為什麼目前的組織無法提供當年普遍而廣泛分享的繁榮？ 　　市場的基本規則應該是什麼？ 　　引領思想的政治經濟學家萊克（Robert B. Reich），在《拯救資本主義》中，檢視這些現象、它們所預示的內容和所引發的重要選擇之間的關聯： 　　．企業和金融菁英擴大和延展了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因此增加了製藥、高科技、生物科技和娛樂產業的利潤。這些利潤是從剝削一般消費者而來的。 　　．「破產法」遭到企業與金融機構操縱。在美國，富人可使用破產以保護財富免受不良投資牽連，企業也能使用破產來廢除勞動契約。但學貸在身且難以償還的學生，或因重大衰退導致困境以致無法償付房貸的屋主，不被允許用破產來重整債務。 　　．企業和金融權力反映英美兩國工會的式微。五十年前，通用汽車是美國最大雇主，以目前的美元計算每小時工資約35美元。2014年，沃爾瑪是全美最大雇主，基層勞工每小時僅賺9美元。當時通用勞工身後有強有力的工會，而沃爾瑪的沒有；因為不准。 　　事實上，現今全球各地政治和經濟新常態，展現的所得與財富與日俱增，仰賴的是誰擁有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力。大公司的執行長、華爾街的頂尖交易員、投資組合經理人，能有效地設定他們自己的待遇，推動能擴大公司利潤的市場規則，同時運用內線消息來增進的財富。導致工作貧窮族與不工作的富人同步增加，進一步證明待遇不再與努力有相關的關係。 　　社會批判家萊克，對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現狀提供了典範轉移與清晰的檢視，了解為什麼美國經濟不再提供人民所需，並且揭露目前仍在進行的破壞：原來在「自由市場」的幕後，政客與華爾街強力聯手的政商勾結控制了看不見的手。未來多年美國最大的政治分歧，將不在共和與民主黨之間的分歧，而是在大公司、華爾街銀行、富人的複雜組合，與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之間的分歧。前者按其所好地操弄經濟與政治遊戲，後者發現他們自己遭到操弄。 　　廣大的多數人，如何重新取得建構市場組織的影響力，則需要一種新的制衡力量、結盟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萊克證明關鍵在於：選擇一個為多數人謀福利的市場制度，還是另一個為少數人牟利的市場制度。《拯救資本主義》以高瞻遠矚的敏銳眼光，點亮了一條匡正美國經濟制度的改革道路，以使美國恢復充滿機會與前途遠大的自由樂土。

國內外名人、學者、媒體 熱烈推薦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史迪格里茲、克魯曼 　　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 薩默斯 　　前倫敦商學院院長 蘿拉．泰森、美國參議員 桑德斯 大力推薦 　　前行政院長 陳冲 專文推薦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沈清楷、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建甫、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校長施光訓、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紀志毅、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跨界評論家范疇、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博怡、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宜中、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萬毓澤、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劉瑞華 熱情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資本主義當然需要「拯救」，也需要「修正」，才能維持一種「社會流動性」，在公平教育下，窮人有機會翻身、力爭上游，富人也不會長期不勞而獲、永世尊榮。── 前行政院長 陳冲 　　這本著作非常精采，談論我們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如何變成現今的缺陷，被無處不在、尋求暴利的獨占者加以扭曲。萊克闡述了美國貧富不均與日俱增以及貧乏的經濟表現。美國必須全面性改革，遠遠超過提高最低工資與在教育上花費更多的經費等平常使用的手段。──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 　　《拯救資本主義》可以說是鼓勵階級戰爭，美國勞工罷工迭起，對抗過去數十年來由寡頭悄悄發動的階級戰爭……萊克將擴大中的貧富差距，大半歸因於政治決策所帶來的後果……這本書透徹分析我們目前所處的現況，是非常好的指引！──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克魯曼（Paul Krugman）《紐約書評》 　　如果想了解所得與財富的貧富不均是我們這個時代經濟、政治與道德的問題，一定要讀這本著作。萊克是美國優秀的經濟學家。這本書對於如何重建中產階級，與修復遭到腐化的金融體系，提出具體的解決之道。── 美國參議員 桑德斯（Bernie Sanders） 　　這是一本由睿智且熱誠的社會批判家所撰寫、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為何消失的重要著作。萊克頗具說服力地分析，規範美國資本主義形式的規則如何導致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經過，並解說這些規則如何被美國政治體系裡的金錢所扭曲。── 前倫敦商學院院長 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 　　萊克透過重新發現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經濟安排的政治根源，提出新的且更有用的討論議題的方式。任何關心經濟前景的人，必須在2016年及往後牢牢記住萊克的論點。── 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 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萊克讓我們了解到：要如何從目前美國的政治對峙局面中掙脫而出。──《芝加哥論壇報》 　　美國首屈一指的經濟思想家與改革先鋒者，所撰寫發人深省的著作。──《赫芬頓郵報》 　　引人入勝！萊克平心靜氣地剖析，不危言聳聽；然而透過他毫不模糊的文字，卻看出時間的緊迫性。──《淘金者周刊》 　　萊克的名望與口才都很吸引人。因此，推薦給所有讀者他強烈批判與見解深刻的佳作。──《圖書館雜誌》 　　解決美國所得貧富不均的問題，這本書頗吸引人們的目光。萊克強而有力的論點在於：美國要改變問題叢生的經濟，現在為時不晚！──《出版者周刊》 　　淺顯明確地檢視美國經濟如何「明顯的專橫霸道與不公平，且破壞大眾對基本原則的信任」……萊克在爭論自由市場的傳統理念時，甚至採取檢視過去歷史演變的觀點……並且獲得一些創新的改革……萊克提醒我們不須忍受現狀。這本書十分管用！──《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作風大膽！萊克提供務實的改革之道，破解人們過去的迷思──誤以為私有經濟的存在與政府沒有關聯。── EcoWatch網站 　　希望資本主義真的能「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服務」的讀者，不可不讀本書！── Salon網站

推薦序 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轉機 陳冲 自　序 誰「綁架」了資本主義？ 前　言 資本主義亟待被「拯救」 第一篇 自由市場 第1章 流行的觀點 第2章 資本主義的五大基石 第3章 自由與權力 第4章 新財產 第5章 新獨占 第6章 新合約 第7章 新破產 第8章 執法機制 第9章 整體的市場機制 第二篇 工作與價值 第10章 才幹至上的謎思 第11章 隱藏在執行長待遇背後的機制 第12章 華爾街待遇的藉口 第13章 中產階級的議價力量正在下降 第14章 工作貧窮族的興起 第15章 不工作富人的興起 第三篇 反制力量 第16章 重新開始 第17章 對資本主義的威脅 第18章 反制力量下降 第19章 恢復反制力量 第20章 終結向上的預先分配 第21章 重新塑造公司 第22章 當機器人接管一切 第23章 公民的遺產 第24章 設計市場的新規則 註解

推薦序 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轉機 陳冲 （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前行政院長） 　　2016年美國大選，當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將希拉蕊逼至牆角、而川普在共和黨內聲勢鵲起時，美國《時代》雜誌由芙哈爾（Rana Foroohar）執筆的一篇文章，其實適時說明了民粹思維興起的背景。在該篇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危機〉（American Capitalism’s Great Crisis）的文章中，作者檢視美國據以立國的資本主義，在各年齡層中均不受信賴，其中尤以十八至二十九歲為甚。長期以來過於強調自由市場而忽略公平分配，是問題主因，而經濟體系中金融角色的過度膨脹，更是眾矢之的（Oversized role of finance and Wall Street）。 　　的確，在過去五年間，各國財經媒體，普遍出現對社會現象的描述是:貧富不均、高失業、低薪資、低成長，似已成為各國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尤其分配失衡、貧富差距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國與國之間，現今的恐怖攻擊（不論來自IS伊斯蘭國或蓋達組織），乃至反商仇富、不同類型的階級鬥爭，都直接間接來自資本主義的濫用與失速。 　　本書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作者談的也許是許多大家已察覺的現象，所提的解決方案也非全然創新之見，但確實是有組織、有體系的整理，以呈現資本主義的流弊及救贖之道。 　　資本主義的確有問題，但也不能否定其以往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更不是英國工黨領袖柯賓（Jeremy Bernard Corbyn）共產主義式的解方可以回答。資本主義當然需要「拯救」（作者使用save一字，不知為何不用rescue），也需要「修正」，才能維持一種「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在公平教育下，窮人有機會翻身、力爭上游，富人也不會長期不勞而獲、永世尊榮。 　　作者在論及資本主義的五大基石時，尤其有深入地分析，其中容我特別指出智財權與專利的議題，表面上是鼓勵創新、保障研發的利器，但實施至今，已至走火入魔的程度。記得在與國外友人對話時，我曾提過廢止智財權規定的想法，對方大驚：「豈不妨礙創新的誘因？」，我的回應是：「這是矯枉必過正的做法，閣下不覺目前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智財權保護，反而更妨礙創新？」同樣現象也見於藥品的專利，以及透過「技術性」改變而延長專利的生態，都無法產生保護消費者、提升醫療水準的效果。更嚴肅的層面是，浪費鉅量社會資源，卻惡化財富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 　　當然本書作者，習用「典型美國勞工緬懷往日生活」的手法，說明資本主義辜負普羅大眾。不過生產要素的內容及權重隨時代而改變，在勞力密集時代，經濟成長的果實，勞工自然分享較多；但在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乃至知識經濟時代，也不能怪罪資本、技術、管理的提供者，獲得適當的回饋。此時，政府的角色自應發揮，透過調整分配（pre-distribution）以及移轉收支（transfer payment），進行改善分配不均的問題。 　　本書可讀性甚高，正如書名副題所稱for the many, not the few，長存此心，資本主義仍有可為。 自序 　　大部分人的薪資停滯或減少，工作安全感降低，不公平逐漸擴大。企業、巨型銀行和億萬富翁正獲取經濟成長的果實，並且掌控政府。民粹騷亂日益高漲，以激烈的排外和反移民熱的形式出現。 　　聽起來熟悉？這些正成為美國、英國和全球各地新的政治和經濟常態。在本書，我檢視了這些現象、它們所預示的內容和所引發的重要選擇之間的關連。 　　關於過去數十年裡英國和美國勞工承受的經濟壓力，傳統的解釋聚焦於全球化和科技取代人力。國外較低薪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現在能以較便宜的方式完成許多工作，這的確不假，但這兩項因素絕對無法解釋所有已發生的現象。 　　特別是，他們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身上，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的規則。 　　政治左翼和右翼之間，正在進行的「自由市場」是非功過的辯論，讓我們的注意力未能關注以下事實：國家市場的組織方式已不同於半個世紀前了；以及相較於過去，目前的市場組織不能帶來廣泛共享的繁榮和安全感。 　　這樣的「政經」力量產生的現象是：大公司高階主管整體薪酬大幅上揚、近年來大學畢業生薪資和職涯前景下降，以及英、美中產階級的就業安全感相較幾十年前降低。 　　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我們的企業和金融菁英已擴大和延展了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因此增加了從事製藥、高科技、生物科技和娛樂產業的企業利潤。這些利潤是以一般消費者付出較高價格為代價，他們所得的一部分因而被向上重分配給高階主管和大股東。 　　相較在正常的競爭狀況下，許多企業還獲得了足夠的市場力量去設定較高的價格。在美國，這樣的企業包括巨型食品加工公司、航空公司、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業者，以及現在正實際擁有產業標準的軟體平台公司（Amazon、Facebook和Google）。這樣的市場力量轉化成較高的利潤──來自於一般消費者向高階主管和大股東的重分配。 　　至於破產法，已被修改成對大企業和金融機構更為有利。在美國，富人可以使用破產，保護財富免於受到不良投資的牽連，企業也能使用破產來廢除勞動契約。但是有學貸在身且難以償還的前學生，或因重大衰退導致困境以致無法償付房貸的屋主，不被允許用破產來重整債務。結果是，再次看見被隱藏的向上重分配。 　　與此同時，英、美兩國的主要企業和金融機構使用他們的政治力量，來避免大部分的勞工薪資能隨生產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在擴大對企業智慧財產權和海外金融資產保護的同時，貿易協定甚至還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到國外。英、美兩國的政府預算都強調減少債務重於創造工作，因而進一步減損了一般勞工的議價能力。兩國的安全網和勞工保護降低，已經加重一般勞工的工作不安，並因此讓他們願意接受較低的薪水。 　　企業和金融權力也反映在英國和美國工會的式微。五十年以前，當通用汽車（GM）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典型的GM勞工每小時以目前的美元計算賺35美元。到了2014年，沃爾瑪（Walmart）是全美最大雇主，但它的基層勞工每小時僅賺 9 美元。這主要是因為五十年前的GM勞工身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會，而沃爾瑪的勞工完全沒有；沃爾瑪完封了所有工會化的嘗試。全美各地的經濟模式也大致如此：在1950年代，三分之一私部門的勞工為工會成員；現在，少於7%。 　　雖然英國也正跟隨美國曖昧不明的帶領，但英國的寡頭資本主義無疑沒走得像美國這麼遠。市場的存在一定得要靠規則，當大企業、主要銀行和巨富對這些規則擁有大部分的影響力時，市場運作的結果便開始對其有利──進一步增加他們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惡性循環在未受注意和阻礙下加快了速度。 　　當心！英國！這個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無法持續。若欠缺數量大且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則沒有一個經濟能維持正向動能──其中一個理由是在經濟步入復甦的六年後，美國經濟只能勉強算是回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狀況。與此同時，美國全體選民的一大部分儘管辛勤工作，但薪水多年以來不曾增加，已經日益感到憤怒和沮喪──對現行體制和諸如移民這樣的方便代罪羔羊產生普遍厭惡，提供了動力。將大部分利得分配給位於頂端少數族群的政治經濟結構，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英國和美國是否將朝向能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運作的資本主義前進，因為我們必須這樣做。問題是這樣的改變是否透過民主改革而來，或是透過獨裁強制的方式達成。我相信這將是引領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英、美兩國，在未來幾年將會面臨的抉擇。 前言 （節錄） 　　想當年，經濟給人希望，努力工作會有回報，教育是人們向上發展的工具，貢獻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報酬，經濟成長創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在他們工作期間獲得改善，我們的子女享受比我們小時候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而遊戲規則基本上是公平的。 　　但是，現在所有這些視為當然的事都不再實現，對經濟體制的信心快速下降，經濟明顯的專斷與不公平，已經破壞大眾對其基本原則的信心，到處充斥不滿。對許多人而言，經濟與政治體制似乎遭到非法操縱，牌桌上的牌對那些居於高位的擺明了有利。 　　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不再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而在於對現代社會成長與穩定所需的信任持續不變的掏空。當大多數人不再相信他們與他們的子女擁有公平的成功機會時，自主性合作的社會仰賴的沉默社會契約開始鬆散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或大或小的顛覆破壞——小偷、作弊、詐欺、回扣、貪汙。經濟資源逐漸從生產變成尋求包庇。 　　我們有能力改變所有這一切，重建一個為多數人運作的經濟，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與馬克思相反的，資本主義不必然導致經濟的不安全感，與貧富不均的擴大。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不是刻寫在石頭上的，這些規則是由人類撰寫與執行。不過要判斷必須改變什麼，以及達成什麼，我們必須先了解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 　　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已經撰寫書籍與講授，為什麼在美國之類的先進國家一般的勞工無法取得進展，而且經濟壓力與日俱增的原因；簡單說，全球化與科技的改變已經使我們大多數人的競爭力下降，我們過去所做的工作現在能便宜地由外國較低工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所取代。 　　我絕對不是唯一建議這麼做的人。我的解決方案是：一個積極行動的政府，提高對富人課稅，將這些收入投資在絕佳的學校與讓人們往前邁進所需的工具，並且重新分配這些資金給需要的人。這些建議遭到那些相信政府愈小、租稅與重分配受到節制，則經濟運作愈佳的人士大力反對。 　　雖然，我所提供的解釋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仍然相關，我開始相信上述解釋沒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企業與金融業菁英的政治力量與日俱增地集中，已經影響到經濟運作的規則。同時我所提出的政府解決方案，雖然我認為仍然很管用，但有點離題，因為這些解決方案，在制定經濟遊戲規則的政府更基本的角色上，考慮不周。更糟的是，持續不斷關於「自由市場」的優點、相對積極行動政府孰者為優的辯論，從以下幾個關鍵主題移轉了注意力：市場的組織是如何從半個世紀以前變成現在的不同組織？為什麼目前的組織無法提供當年普遍而廣泛分享的繁榮？市場的基本規則應該是什麼？ 　　我已經想到，從這些議題移轉注意力絕非偶然。「自由市場」——大公司的高階主管與其無所不在的律師、遊說人士、華爾街人士與他們的政治走狗，以及數不清的千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多年來積極為他們自己的好處重新建構市場組織，並且寧可不要檢視這些議題。 　　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這種錯誤觀念（那些讓我們從現實中移轉注意力的迷思），我們能使資本主義為我們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歷史提供我們一些方向與一些安慰（特別在美國），因為歷史週期性地重新採納政治經濟的規則，以創造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同時限制位於頂端少數富人的政治權力。在1830年代，傑克遜擁護者將目標鎖定精英分子的特權，使市場體系能提供一般民眾更好的服務。到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進步主義者制定反托拉斯法以拆散巨大的托拉斯，創造獨立的委員會來管理獨占企業，並禁止企業對政府的捐獻。在1930年代，新政擁護者限制大公司與華爾街的政治權力，並擴大工會、小企業、小投資人制衡權力。 　　這項挑戰不但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這兩個領域是不能分開的。的確，這本書內容所屬的領域在過去稱為「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的法律與政治機構與一套道德理念產生連結，其中公平的所得與財富分配是主要的議題。在二次大戰後，在凱因斯經濟學的強大影響下，焦點從這些議題移轉到朝向政府租稅與移轉做為穩定景氣循環與幫助窮人的工具。數十年的時間裡這個公式一直行得通。快速的經濟成長產生了普遍的繁榮，進而創造了一批批中產階級的興起。制衡力量達成了使命。當時我們不須注意政治經濟的組織，或是擔心最高層級過度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現在，我們卻很擔心。 　　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是回頭注意與探詢一種較為早期的傳統及更長期以來人們關切的問題。這本書的樂觀之處正是見諸於那段歷史。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將資本主義從漫無節制的狀態拯救了出來，我很有信心我們會再一次成功地拯救資本主義。

第18章 反制力量下降 （節錄） 與此同時，政黨也改變了方向。當所得與財富開始集中在頂層，且政治競選活動的成本飛增，過去仰賴（向上傳達會員觀點的）州與地方性組織的政黨，開始變形成為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在屈服於競選經費飛增的壓力之前，共和黨早就跟大公司、華爾街、富裕的贊助者的偏好緊密結合，現在連民主黨也變得跟同樣這些有錢利益團體亦步亦趨。民主黨眾議員科埃略（Tony Coelho）洋洋得意地說：「不論企業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自科埃略於一九八〇年代擔任民主黨國會競選活動委員會主席之後，就開始對美國企業敲詐勒索。科埃略的民主黨很快就跟共和黨從企業界與華爾街金庫取得的捐款不相上下，但是，假定大公司得依靠民主黨國會及這些公司對兩黨的慷慨大方，被證明是一種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民主黨仰賴大公司在一九九四年變得明顯，許多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柯林頓總統的醫療保健計畫，因為他們的企業贊助者反對這項計畫，數日後的大選中民主黨遭到選民痛擊。 非商業主張（例如少數民族與女性的權利），在民主黨政府與民主黨國會成功的機會優於共和黨執政，但商業利益團體在兩黨中任何一黨執政時期的表現都很好。例如，在柯林頓總統在位的頭兩年，當時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立法，接著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對大企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兩大項目。柯林頓也承諾降低聯邦財政赤字，這是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堅持的。當年民主黨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設計金融法規來壓抑華爾街，柯林頓與他在國會的盟友取消許多同樣的限制。在一九九四年，民主黨支持「州際銀行和分支效率法案」（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該法案消除跨州銀行業務的限制；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推動廢除一九三三年「格拉斯-史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該法隔離了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在二〇〇〇年，柯林頓贊成「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該法案阻止商品期貨管理委員會監管店頭市場多數的衍生工具合約，包括信用違約互換。最後，我曾經指出，柯林頓總統降低了他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承諾，他原先承諾禁止企業將高階主管待遇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部分可以抵稅，但是上任後准許這種待遇的抵稅，只要這些待遇是跟「績效」（代表股票選擇權與獎勵）連動。在柯林頓任內，企業利潤爆炸性的成長，股市大漲，執行長待遇更是漲到天上去。 同樣的，歐巴馬總統──雖然經常被企業界批評為反商傾向──事實上他領導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向企業傾斜的政府之一。在二〇〇八年崩盤後，歐巴馬對華爾街提供數千億美元計的資金以拯救華爾街（以及美國經濟）免於崩潰，創造了一個刺激經濟的措施避免重演經濟大蕭條，並立法通過一個以廣泛層面為基礎的醫療健保法，讓保險公司與製藥公司大發利市。在歐巴馬任內，股票市場光復了大衰退受到的損失，並且創下歷史新高；我已經指出，企業利潤上升到一九二九年以來占經濟最高比重的水準。 最近一些民主黨官員在他們就任前與離職後的事業途徑，確認了他們跟企業和華爾街緊密的關係。柯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在前往華盛頓以前是高盛證券董事長，離職後成為花旗集團主管委員會主席。歐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抵達華盛頓前，是魯賓親手挑選的聯邦準備紐約分行行長，卸任後回到華爾街擔任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私募基金總裁。接任蓋特納的路傑克（Jack Lew）在加入歐巴馬政府前，曾是花旗集團另類投資部門首席營運長，負責自營交易。歐巴馬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奧斯澤格（Peter Orszag），離開政府後擔任花旗集團全球銀行部門副董事長，與金融策略與解決方案部門董事長。或許以下並非全然巧合，歐巴馬政府對銀行業接受紓困資金從未設定嚴苛條件，從未因為過分行為導致銀行接近崩潰而起訴任何一位華爾街高階主管，甚至拒絕支持對金融交易課徵小幅的租稅，這些租稅不但可以每年增加數百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同時也可以抑制程式交易。 適當的對照，並不在於民主與共和黨黨官員的事業路途，而在於比較數十年前在華盛頓任職官員、與資金洪流開始以後的官員之間。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國會退休議員只有三%成為華盛頓遊說人士。近年來，整整一半的退休參議員，與四二%的退休眾議員成為遊說人士，不論他們屬於哪個政黨。這不是因為較多的退休人士比起其前任，較不內疚於運用其在政府服務的關係與經驗賺錢，而是因為來自企業遊說的財務獎勵較以往高出許多。 華爾街對競選活動投入更多的資金，使其對民主黨的影響力不亞於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墨非（Chris Murphy）在二〇一三年耶魯大學對聽眾承認，他當時在抱怨關於募款的必要性，「你花很多時間跟在金融市場工作的人講電話。而且你會聽到銀行家有許多的問題，而在康乃狄克托馬斯頓（Thomaston，）工廠裡工作的人，就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與此同時，富人對兩黨的政治捐款比重也愈來愈高。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開始，最富裕的前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金額成長的速度，甚至超過其本身所得成長的速度。在一九八〇年，頂層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占所有政治捐款的一〇%，到了二〇一二年，最富裕的萬分之一家庭占全國所得總額的五%，但這些富人的選舉政治政捐款卻飛增到所有聯邦政府政治捐款的四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