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的艺术

杰克·迪瓦恩是这个时代传奇的情报大师之一。 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政变中遇难时，他人在智利；阿富汗战争期间，他领导了冷战期间大规模的秘密行动；他与伊朗门事件有着千丝万缕、摆不脱的干系；他遥控指挥了对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围剿；长期为苏联克格勃工作的中情局反间谍科科长奥德里奇·阿姆斯曾与他同事办公……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迪瓦恩在32年间参与了无数次的情报活动。 1947年，“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 一方面被好莱坞尖刻讥讽、被左派人士极尽嘲笑，一方面又受到右派人士的力捧，但不管如何，中情局仍然是美国政府神秘的机构之一。迪瓦恩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正如中情局局徽正中心的银色盾牌一样，中情局作为美国政府全球策略目标的一个工具，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迪瓦恩一方面以自己的坦诚和智慧向读者展示了将情报上升为艺术的魅力，一方面以一种平铺直叙、可读性极强的文风，试图对中情局的过往澄清是非，还原历史的真相。

前言／ 第一章 求职、“农场”与隐形政府／001 第二章 骡子、皮卡与毒刺导弹／017 第三章 阿连德、皮诺切特与政变／033 第四章 人质、陶式导弹与伊朗门事件／057 第五章 白沙瓦、露天枪械市场与撤军／077 第六章 罗马、弥撒与卧底者／093 第七章 缉毒、埃斯科巴与线性策略／111 Ⅳ第八章 橄榄球、莫斯科与友谊大桥／121 第九章 盖茨、越狱与印度之行／131 第十章 公鸡、海地与拉美科／139 第十一章 国会山、新上司与总部七楼／161 第十二章 任命、海外与女王／191 第十三章 杀手、离别与阿金集团／201 第十四章 未来、新科技与世界／237 后记／261 致谢／263

从我的办公室可以俯瞰纽约的中央公园。办公室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卡车模型，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巴基斯坦的那些边陲小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客户曾经评价过那个车模。他们来到我位于市中心的公司时，会带着各种棘手的问题，希望我能帮他们分析。他们往往对做生意的环境或对象并不完全了解，所以想知道其中可能涉及的风险，也想知道如何开展工作效果最好。实际上，那个车模象征着我在情报界的生活，从而也就解释了他们首先想到来求助于我的原因。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送我车模的用意是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们越境输送到阿富汗的那些枪支弹药。查理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对阿富汗当地武装以及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占领他们的国家怀有浓厚的兴趣。作为中央情报局阿富汗特遣小组的负责人，我组织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 阿富汗的经历将永远在我的心头萦绕，作为情报人员，在那里我达到了自己工作中的巅峰，不过阿富汗也是中情局和美国情报界仍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今我从事的是商业情报工作，指挥着分布在各地的数百名联系人，他们各自又联系着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线人。说句不夸张的话，我可以安排人跟踪世界任何地方的目标，而且速度要比多数情报机构更快。我曾经评估过麦迪逊广场花园遭遇生化攻击的风险，审查过一支NBA球队的下任老板，挫败过一名网络窃贼的努力，在莫斯科检查过一位伟大的享有盛誉的魔术师的卡车。先前的工作明显地影响到了我对美国情报界未来的思考。我偶尔以顾问的身份继续在这一领域做事，因为我的工作许可仍然有效。当然，是中情局的32年职业生涯造就了我在情报方面的专业能力，尽管如今我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先前工作中结识的前特工、线人或外国情报人员。 Ⅵ1998年从中情局离职时，我带走的只是政府提供的一份养老金。我原本以为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也了结了一切。但这些年来，我却从未彻底释怀。本书是我整理自己复杂情感和工作历程所做的最大努力。我任职时正值中情局的中年时期——从尼克松总统到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所以我对中情局那个阶段的历史非常熟悉。我经历了那段历史，参与了那段历史，也很喜欢那段历史。那时候，在电报往来中，我们往往会用“狩猎成功”（good hunting）这个词结尾，它指的是我们对敌对方和情报来源不懈的秘密追求。因此，是美国情报人员和外交、军事领域的伙伴发动的“狩猎”行动带领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分裂了基地组织。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受到好莱坞讽刺和吹捧的中情局，仍然是最不为世人所理解的美国政府机构之一。批评者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中情局失败的行动上。要么是因为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低级错误，要么是因为华盛顿方面有泄密情况，或者昔日的机密电报被公开与解密，这些行动不是遭到曝光，就是被中途放弃。但是他们的这些描述往往很少提到中情局的内部文化与纪律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准。我不想拿中情局管理人员经常用的陈词滥调来为自己遮掩，尽管他们会说我们那些相对来说仅有的几次失败被公之于众，但许许多多的成功始终不为世人所知。不过这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从没看到或参与过“流氓行动”——即中情局没有得到白宫明确授权就擅自发起的行动。我的7次海外任职经历，以及期间在中情局总部承担的工作，都让我认识到了在每个国家树起中情局的旗帜很重要。总统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其他成员不可能知道某个国家什么时候会突然具备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对华盛顿方面来说，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打下工作基础和具备通过隐秘手段影响事件进展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中情局在这些方面可以说很擅长。 Ⅶ我想尽我所能地从历史的角度做些呈现。我想谈谈后伊拉克和后阿富汗时代中情局的未来，因为美国已经因为几次大规模地面战争而疲惫不堪，防范环伺四周的对手，比如基地组织、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不管喜欢与否，对美国来说，能够从对手那里窃取机密、发起有效的秘密行动的强大情报机构都是现代治国方略的必需品。我希望在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我们不会像著名诗人TS艾略特（TSEliot）“一战”末期在《空心人》（Hollow Men）中所描述的那些人一样。在他的笔下，领袖“有态无形，有影无色，力度僵化，有姿势无动作”。在中情局我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办公室窗台上的车模证明了我对秘密行动功效所抱有的信念。毋庸讳言，中情局的最大错误都涉及秘密行动。不过同样毋庸讳言的是，无一例外，这些错误也涉及一些因为一位推行有缺陷的政策的总统发出指令而采取的行动。每一次遭遇惨痛失败的秘密行动，都相应地有另外一些秘密行动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总统和决策者实现国家的利益。与公开行动那种沉重的步伐相比，这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总是更加可取。历经惨痛的失败，尤其是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的所有行动之后，我已经搞清楚了精彩的秘密行动和拙劣的秘密行动的差别：前者行之有效，代表了美国价值观的典范；后者则考虑不周，注定要失败。这些年来，我已经研究出了一套确保前者、防范后者的原则。现在政策制定者和国会应该全面地评估一下秘密行动，看看该如何正确使用，以及有哪些行动方面的一般原则，从而可以在如此复杂的历史时刻更好地了解中情局能够为国家做些什么。不用说，我们不能公开辩论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会危及人民、盟友和国家利益的行动。这样的探讨更适合通过现有的监督程序处理。不过这样做仍然是必要的。 我做过方方面面的谍报工作。我用隐形墨水写过情报，干过非法的秘密搜查，反对过有缺陷的政变方案，指挥过大规模的秘密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中情局内部直言不讳地反对向伊朗发射导弹（不过最终反对无效）。在后来人员缩减期间以及两次毁灭性的叛国事件——一次是中情局的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即“里克”·埃姆斯），另一次是联邦调查局的叛变者罗伯特·汉森（Robort Hanssen）——之后，我担任过秘密行动处的处长。撰写这本回忆录，我是想证明在如此紧要的历史阶段，有必要发挥中情局和秘密行动的最大潜力。否则的话，我们将丧失利用这些重要治国工具的机会，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我们已经在谍报方面投入数十亿美元，但我仍然相信在这方面我们投资不足，当局一直在把情报工作作军事化处理，最终将会降低我们进行谍报活动、采取秘密行动的能力。我并不是在为中情局辩护，因为我也曾公开批评它的某些做法。中情局的负责人、传奇人物托马斯·珀戈（Thomas Polgar）性格坦率，在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他在越南做出的情况评估——针对战争期间已知和未知的情况——引起了巨大争议。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愿意承担这样的任务。“等你到了我这个层次，你也有义务维护自己的信念。”他说。担任行动处副处长后，驻外机构的负责人出国履新时，我都会转告他们这句话，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有道理。我在中情局成长期间，其他许多人也很欣赏这种品质，而且注意培养这种品质。希望这种品质到现在仍然受到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拷问、水刑等非法手段就让我感到困扰，尽管“9·11事件”后它们已成为该机构运作程序的一部分，我也在不连累线人或暴露方法的情况下向中情局领导层和媒体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应该指出的是，跟中情局兰利总部的多数同事一样，我也不具备党派倾向性。在情报界，保持平衡和客观非常重要。客观对情报系统的价值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同样，政治化处理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也让我深感不安。 Ⅷ最引人瞩目的例子涉及一名代号“曲线球”的可疑线人。根据《洛杉矶时报》资深记者鲍勃·德洛金（Bob Drogin）在《曲线球：间谍、谎言以及引发战争的骗子》（Curveball：Spies，Lies，Cinol tine conmorn who caused a War）一书中的描述，中情局用这个有些奇怪却很贴切的代号指代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哈桑·穆罕默德的伊拉克年轻化学工程师。1999年，“曲线球”在慕尼黑现身，为寻求庇护，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份捏造的关于萨达姆的生物武器工厂机密网络的情报，说这些工厂可以利用拖车不断转移位置。尽管有些经验丰富的中情局官员对“曲线球”的可靠性表达了关切，但这份未经核实的情报还是送到了白宫。“曲线球”捏造的情报最终出现在美国入侵科威特两个月前布什总统所做的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2003年2月5日，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向联合国安理会慷慨陈词、力主对萨达姆采取军事行动时也提到了这份情报。入侵伊拉克1年后，2004年3月，中情局最终迫使德国情报部门安排对“曲线球”做了一番盘问。询问他的那位中情局行动处资深官员得出的结论是，“曲线球”是个骗子，于是该机构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通知：“关于可移动生物武器的关键线人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个插曲给中情局的信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Ⅸ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丑闻之后，我作出决定，尽管政治立场上不偏向任何党派，但我要为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总统时组建的情报委员会效力。在那里我有一项核心任务：尽量维护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情报部门的独立地位，避免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建国”这类错误行动中发挥其作用。尽管如此，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我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都曾质疑当局对奥萨马·本·拉登追踪的力度不够，在阿富汗执行的是注定失败的军事战略，让中情局的许多人感到气愤。2011年5月，中情局和美军特种部队最终在巴基斯坦追捕到本·拉登并将其击毙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十年前我们原本就可能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把他击毙。我还错误地认为这件事应该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很快就会发生呢。 吸引我年轻时加入中情局的就是间谍的谋略，职业生涯中我对此也确实多有领教，在中情局总部兰利的地下室里开始执行第一项任务时就是如此。当时我在分析电报，等候接受作为秘密行动人员的培训。跟我一起担任分析师被称作“里克”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后来走上了背叛之路，多年后在中情局罗马站与他相聚时仍然让我心悸。培训为我承担各种任务做好了准备，但没为被自己人背叛做好准备。 我曾在11位中情局局长手下任职。虽然上司有过多次变化，但我和同事们始终保持政治中立和道德自律。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是遵循白宫方面的意图，政府方面进行情报分析的同行也是如此。虽然中情局官员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缩影，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大致均衡，但我们都抛开政治，非常自豪于我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我对中情局大厅里大理石上雕刻的《圣经》中的文字非常重视：“你们必晓得真相，真相必教你们得以自由。”（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总感觉自己能对当权者讲出真相，无论是否身处中情局内部。在这方面我一直尽我所能地做到最好，也从未因此而受到过惩罚。在中美洲时，我的第一任上司办公室的门上有一块牌匾，牌匾上画有两只满身泥泞的猪和一句谚语，大致意思是：“跟猪角力，你最后只会落得一身泥。”他想让我们明白：如果你开始与个别令人讨厌的人打交道，或者采取让人厌恶的行动，那你就要做好在这个过程中被玷污的准备。当时我还以为这样描述我们的工作有些不雅，尤其这还是在一名高级官员这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个说法的真正含义，因为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确实接触到了一些令人讨厌的货色，而且偶尔确实会落得一身泥。对我来说，这些年来这个说法变得越来越有意义，所以即便在今天我还要引用它。 Ⅹ1953年，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向世人推出了不屈不挠的007特工詹姆斯·邦德，一位投身秘密行动的特工。但在回想自己所了解的高级情报官员时，更经常进入我脑海的，却是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笔下最伟大的人物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他精明、内敛、魅力十足、非常善于分析，迫不得已时出手狠辣。他也很爱国，对勒卡雷的所谓“马戏团”忠心耿耿。这些年来我结识的许多中情局传奇人物如果到了勒卡雷虚构的世界里肯定也如鱼得水，比如汤姆·珀戈；“金发鬼”泰德·沙克利（Ted Shackley）；曾经在委内瑞拉现身推动苏里南秘密政变行动的拉美科负责人杜威·克拉里奇（Deway Clarridge）；行动高效、个性张扬、言行幽默甚至可以表演脱口秀的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米特·比尔登（Milt Bearden）；虽然不支持向伊朗出售导弹但却仍然在“伊朗门事件”中被起诉（后来被赦免）的秘密行动处处长克莱尔·乔治（Clair George）；英国秘密情报部门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也被称为“C”的大卫·斯佩丁（David Spendding）；以及过去50年间我逐渐熟悉的多数中情局领导者。 我的首位站长、上司雷·沃伦（Ray Warren）仍然是我最敬仰的中情局特工。他教我认识到了谍报技术的重要性，教我关注最小的细节以确保行动不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必须保持报告的完整性，不逾越现行美国政策的界限。不过简单说来，在任务如此艰巨的这个行业，你必须跟世界上不那么光彩的一些角色打交道，这一点并不总是很容易做到。我们一直在进行招募，这也就是委婉地说我们一直在劝说人们通过向我们出卖祖国的秘密而背叛国家。即便对我们来说这些有价值的人物已经被自己国家的体系所排斥，但这种“招募”也很难做。我们还是主动承担起这一工作，因为我们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2004年7月，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批评中情局战前情报工作的一些秘密评论被公之于众。正如先前提到的，据该委员会透露，关于伊拉克存在移动的生化武器实验室这个问题，中情局最确凿的情报主要来自由德国情报部门控制的一位伊拉克叛逃者，此人的代号是“曲线球”。之后还透露说，对曲线球的怀疑早就在中情局内部传开了，而且据说鲍威尔在联合国报告情况前，局内官员曾试图警告中情局的领导者和鲍威尔注意此事。听说关于“曲线球”的事情后，当时我简直难以置信。到现在我也无法相信，白宫竞把从曲线球那里得到的信息作为主要情报。如果中情局内部的确有对曲线球深表怀疑的官员，他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包括提交正式书面抗议，阻止鲍威尔在联合国使用“曲线球”的情报，而据我所知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现在我仍然对中情局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可能我还是没能掌握全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