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熟的國家：變革中的百年中國

《未成熟的國家：變革中的百年中國》 「時鮮的報導，深沈的反思，犀利的評論；瞭解中國，許知遠是無可取代的引路人。」 ——雲門舞集創辦人　林懷民 《金融時報》《亞洲周刊》專欄撰稿人，中國最年輕的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最值得傾聽的聲音。 往回看　才能明白未來 強勢崛起的光鮮外表下　包藏著未成熟的國家 想知道中國為什麼仍然脆弱　就必須先瞭解　披荊斬棘的百年變革之路 在中國強勢崛起的鎂光燈下，福山不再提「歷史的終結」、奈斯比出版了《中國大趨勢》。而中國最年輕的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卻感到本能的警覺。他發現，這是個光怪陸離的社會，貪腐、功利、焦慮、庸俗。人們喪失了對未來美好的期待，也不相信社會還有別種可能。許知遠把目光轉回到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再繼續進入歷史的縱深，追溯到中國百年之前已經開始的變革，想知道歷史與現實的關聯。 許知遠從清朝的衰微開始觀察，到孫中山、蔣介石，再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最後，他的目光停留在後鄧小平時代，也就是一九八九年開始，共產黨加資本主義的「鍍金年代」。百年以來，中國邁向現代國家之途披荊斬棘，一再猶疑、多所反覆、常常倒退，令人難以確知其未來。中國努力了一百年，卻還是尚未成熟的國家。經濟傳奇的背後，潛藏著不可輕忽的危機和風險。

二十年和一百年——那些丟失的東西（代序） 第一章　帝國的崩塌 甲午海戰的失敗 挽救無及的腐敗 第二章　脆弱的新政 紫禁城內的「新政」 新力量的崛起 第三章　同治中興與明治維新 向日本學習 通往不同方向的變革 第四章　孫中山與蔣介石 第一個大總統 不斷革命 國父的遺產 信仰基督與儒家的蔣介石 並非偶然的失敗 臺灣式的現代性模式 第五章　毛澤東與周恩來 異樣的共生關係？ 明星氣質的職業革命家 浪漫主義的貧窮和傲慢 第六章　鄧小平時代 領袖的病逝 復出 重組中的世界 故事仍在繼續 第七章　後鄧小平時代 一塊看得見的新大陸 中國世紀正在到來？ 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 第八章　政治的漸變 想像中的理想國？ 「民主是個好東西」 第九章　鍍金年代 經濟：變化背後的不變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企業家？ 轉變中的富人角色 第十章　社會的焦慮 庸俗與焦慮 大學的幻像 誰更了解中國？

二十年和一百年——那些丟失的東西（代序） 一 俄國詩人葉夫圖申科和朋友Ｋ去看一部舊電影。其中一個鏡頭是猶太人在烏克蘭敖德薩遭受蹂躪的暴行，一群小鋪老板和刑事犯打著「殺死猶太人，拯救俄羅斯」的橫幅，手裡提著沾著猶太兒童們的血糊糊的頭髮的棍棒。 「難道你想變得跟這些人一樣？」葉夫圖申科轉頭問Ｋ，他知道Ｋ是個排猶主義者。 Ｋ躲開他，然後用冷冰冰的聲音回敬：「我們是辯證論者。不是所有過去的東西都要拋棄的……」 「他的眼睛裡流露著希特勒青年團員的凶光。他的皮夾克的翻領上閃爍著共青團的徽章」，葉夫圖申科後來寫道，「我驚愕地瞧著他，無法弄明白，我旁邊坐著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今，從那時起已經過去十年了，我才明白，史達林的主要問題根本不是他逮捕和槍殺了一些人……」 這個插曲發生在一九五○年代初的蘇聯，葉夫圖申科在史達林去世的十年後，回憶他的青年時代。除去有關Ｋ的爭吵，我還記得他對夜晚莫斯科情緒的描述：「街上走著些下班回家的，疲倦的人們，手裡提著麵包和盒裝的餃子。那些建設和戰爭的年代，那偉大的勝利和偉大的欺騙的年代，在他們的臉上留下了悲慘的影子。在他們的疲倦的眼神裡和壓彎的脊背上，存著一種不可理解什麼的意識。」 莫斯科正享受著全世界的讚嘆，它在最短暫的時間內建立起一個工業強國，擊敗了希特勒，擁有了核武器，誰能想到五十年前仍被視作歐洲最落後、野蠻的國家的俄羅斯，迅速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一半地區的領袖，製造了原子彈，第一個將衛星送上太空。莫斯科強大的宣傳機器，迷惑了外部世界，西方的主流知識份子相信，莫斯科找到了人類歷史更好的一條途徑；也麻痺內部人，多少俄羅斯人堅信不疑，史達林正是最英明的領袖，他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成就。只有最敏感的頭腦，才會意識到這個國家面臨著深刻危機——是的，或許你有了一個表面強大的肌體，但靈魂卻是低劣的。 二 我和一個朋友談起這個故事。他今年四十五歲。二十年前他正在北京一所大學裡讀博士。他曾深深沉浸於那年夏天的熱烈氣氛，撰寫宣言、參加遊行。「我們都不成熟，也談不上多麼深刻的想法」，他對我說，「但都覺得自己和這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希望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在他看來，一九八九年是一九一九年精神的延續，青年人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能力去改變這個國家的運行軌跡。 接下來的事件讓他們大吃一驚。驅散他們熱忱的是子彈和鋼盔。「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那個事件不是在於死了多少學生，而是我們整整一代人都放棄了。」他說。 另一個朋友和他年齡相仿。二十年前，他正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在他成長的七、八○年代，香港正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個徹底的殖民地正成長為現代城邦城市，覺醒的香港意識正逐漸取代既有難民心態。而他這一代對中國的情感也開始醞釀。他的父輩一代為了逃離大陸的饑荒、動亂，而寄居於香港，尋求安全與富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在他這一代心目中是貧窮、封閉、動蕩，是奮不顧身的偷渡客，是順著深圳河飄到海面上被五花大綁的屍體——他們死於武鬥。英國的殖民統治和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歷，使香港人習慣性地染上政治冷感，只埋頭掙錢就好。這種情緒在八十年代發生了轉變，中英和談象徵著政治權力的更替，它給香港人帶來了新的焦慮，也逼迫他們去了解和參與政治生活。英國的影響力在衰退，而中國的勢頭在上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贏得了很多香港人的好感，中國似乎正在擺脫昔日的噩夢。而一直到那年六月之前，香港對於中國的變化充滿了希望，人民已公開吐露自己的心聲，表達自己的主張，一個民主、繁榮的中國不正是未來香港最好的期望嗎？ 我的這個朋友是位活躍份子，他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學則有著抗爭的傳統。而香港則再次成為海外華人表達他們的敬意和幫助的中轉站，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海外華人經常是推動中國內部改革的動力，是他們在海外的屈辱經歷，讓他們認定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他們熱心地支持康有為的保皇會、孫中山的同盟會，還有蔣介石的抗日行動……但很多時候，他們也被視作一個威脅到中央權威的異質力量。不同的人群對於強大的國家的認同大相逕庭，當一些人認為民主體制、多元價值是建立一個強大、穩定國家的基本條件時，另一些人將之視作危險的力量。當權者發現這裡經常容納異議份子，對於二十年前的北京來說，香港似乎再次充當了這樣的角色。 「就像是一個準備戀愛的少女，卻遭遇了對方的侮辱。」在一次酒後，我的朋友說。天安門的槍聲，驚走了他們對中國的純真幻想，他們想去愛這個國家，去幫助這個國家，卻發現他們的愛碰到了裝甲車。 三 二十年過去了，又一代人成長起來。表面上，他們的生活軌跡仍舊如常，北京的朋友畢了業，成為一所大學的教授。但是，在內心深處，他知道一些東西不復存在。他任教的大學比從前更富有，修建了更高大、豪華的建築，學生的數量也更多，他們似乎更年輕、更時尚、更無所不知，但是有些東西卻似乎消亡了。 而香港的朋友，做過新聞記者，也為香港政府服務過。香港則早已回歸，特首取代了港督，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仍在，但二十年的時間也足以沖洗掉很多。它的特首在面對議員關於天安門悲劇的質詢時，強調要多看中國這二十年取得的成就。 這二十年的成就的確驚人。二十年前的中國，風雨飄搖，政府與民眾的情緒空前的緊張，共產主義世界正在坍塌，中國被孤立，一些人預言這個國家馬上就要陷入崩潰。但如今，中國是最令人矚目的國家，它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在世界經濟衰退中，以更強有力的姿態出現，仿佛是世界運轉的新的模式。 但是，倘若你生活在此刻的中國，你會經歷一些與表面輝煌的數字和眩目的言辭不相同的東西。這是個光怪陸離的社會：貪腐無所不在，人們認定權力本就如此；大學像是巨大的商業公司和行政機關，思想與價值，變成最不重要的一環；人人都渴望同樣的成功，臉上掛滿了焦慮的神情；網際網路世界中，暴力、偏狹和愚蠢泛濫；人們言談粗鄙，除去實際利益，什麼也不相信……在很多方面，你可以說這是一個信念崩潰、道德淪喪、思想窒息的社會。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人們喪失了對未來美好的期待，也不相信社會還有別種可能，更對善良、正義、理想、尊嚴、勇氣，這些人類基本的情感採取漠視的態度，似乎除去淪為赤裸裸社會達爾文主義現實的俘虜，人生別無選擇。那些照耀我們的人性光芒，那些突破現實的美好情感，就算你不能說絕無僅有，也是稀少得可憐。 如今看來，一九八九與一九九二年這兩個年份，是一種詭異的結合。子彈和鋼盔，提醒了幾代人，不要試圖去參與政治生活、去挑戰現有權力，這一切不僅毫無效果，而且引來個人災難。而一九九二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則是國家政權對全社會的一次收買——給予你掙錢和墮落的權利，但放棄你作為公民的其他權利，包括你精神上的獨立性。 現在，它大獲成功，我們的社會不正充斥著以另一種面貌出現的Ｋ嗎？在硬性的政治宣傳下的Ｋ，狹隘、殘酷、自以為是；而政治壓力和消費主義工作造就的Ｋ，是另一種類型的狹隘、殘酷和自以為是。他們都沒有靈魂。 四 一些人提醒我，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有或多或少類似的問題。或許歷史具有相似之處，我們卻不能因為昔日也有過、別的國家也有過，而放棄對此刻此地的警醒與批評，這種放棄才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代人真正墮落的標誌。我們也無法用物質成就來自我安慰，倘若人能夠放棄自己的精神性，那麼他生存的意義到底何在？粗俗經常戰勝高尚，強權也經常擠壓正義，物質則吞噬精神，但倘若我們因此喪失了對高尚、正義、精神的確信，這或許才是徹底的失敗。 物質豐沛、國家的強大、技術的進步，甚至民主制度，它們都不是我們努力的最終目標。我們的成就最終是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來衡量的。 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充斥著濫用和踐踏她的人民的善良、純真、高尚、創造力的例證。但正因如此，堅持這種善良、純真、高尚與創造力，才變成最強大的武器。嘲諷、不屑、退縮、放棄的四處瀰漫，只是證明了當年的踐踏與濫用的大獲全勝…… 二十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而百年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也轉瞬間被巨大的經濟成長所掩蓋和遺忘。那些丟失的東西在哪裡？那段被拋在腦後的歷史應該如何檢討、反省？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確定性的軌跡嗎？而如果存在，它又將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第十章　社會的焦慮 誰更了解中國？ 「你一點都不了解中國。」大約有四年，我幾乎每天聽到類似的批評。每周一中午，我坐著紅色的計程車沿三環路前往上班地點。儘管北京有世界上最寬闊的道路，但在早晨與傍晚時，Ｔ型車的後代仍舊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起，除了製造了大量廢氣，還使交通路況的廣播節目成為最受歡迎的節目，如果主持人還會插科打諢，簡直就能成為超級明星。偶爾，我會觀察並排在一起的計程車上的乘客，他們大多數都有張陰沉的臉，就像二十世紀五○年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大衛．李斯曼筆下那「孤獨的人群」。你不必擔心獨自乘坐計程車會寂寞，因為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是世界上最健談的職業，他們會從美國大選談到中國的腐敗與馮小剛的電影《天下無賊》，能闡述通俗政治經濟學，說公司如何剝削他們，交通混亂時他還會開始擁護自由市場：就是警察過多干涉，造成了堵塞。 這座城市的面貌總在變化，如今地產商是最時髦的人物。借用現代建築大師的觀點，他們說房子不再是房子，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在市中心建造了完全透明的辦公大樓，裡面的人像是魚缸裡的金魚；在郊區，他們複製了歐洲的面貌，信心十足地說那一小塊地方就是海德堡、溫哥華或格林小鎮。城市供千萬人共同呼吸、工作、發愁、享樂，其中大部分人一生的志向，就是在不斷興起的高層建築中擁有一個方格子，然後再買輛車，以便從睡覺的方格子趕往工作的方格子，並自得其樂地把時間用來堵車與尋找停車位。林語堂曾說北京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散發出的韻味只有巴黎能夠相比。但現在，北京致力於成為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昂貴、擁擠、不舒適，冬天太冷，春天時還要忍受沙塵暴。但人類的欲望與不安使這座城市顯得熱氣騰騰，而且，我們需要繼續拆遷，建造更多、更高的樓房，更寬的馬路，奔跑更多的汽車，人人相信未來會更美好，而昨天是註定被拋棄的。 在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是移民，老舍筆下那些提著鳥籠、一口濃重捲舌音的北京人，生活在一些殘存的胡同和南城。寬闊的長安街將北京分成兩個部分，北城代表文化與經濟的活力，是大學、跨國公司、西裝領帶、酒吧咖啡館、證券交易所、時髦男女，其中大部分人儘管生活在北京，一年卻中難得去一次長安街以南，除非他住在其中一些小區域，因為那裡破敗、遲鈍、毫無生氣。北京的歷史痕跡已一點一點消除，後海曾有老北京緩慢、悠閒的節奏，如今是燈火搖曳、人潮湧動，喜力啤酒取代了豆汁。 我日復一日穿越這座城市，卻從未想要瞭解它。我上次去故宮是十五年前，差點忘記了，故宮是世界上最遼闊與寬廣的宮殿，高聳的紅牆比白金漢宮或是凡爾塞宮巍峨得多。我也常常忘記，在滿是放風箏的人的天安門廣場上，有過那麼多悲壯、動人或是滑稽的故事，北京飯店的頂層曾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聚集了外國人，在當時北京的最高處跳舞、喝酒，看盧溝橋中日衝突的炮火。北京總是抽象的概念，一段線條，我從未試圖展開它的細節。 一度，我以為自己永遠不需要瞭解這一切。十六歲那年，我讀了李敖，很快就被他年輕時的文章所征服，真誠地相信中國文化除非全盤西化否則沒有出路。這個思想傳統是一九一七年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分支，那場文化運動容納了無數不同類型的爭吵，奠定了二十世紀中國所有智力基礎，也創造了單一化的思維與論辯模式：要麼支持，要麼反對；要麼是激進的，要麼就是保守的。 我和同代人所接受的教育延續了這種傳統。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沒有細節，歷史是一條不斷向前的直線，封建社會取代了奴隸社會，資產階級又戰勝了貴族與地主，然後工人階級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或者，更為乾脆的分成兩個階段，新社會與舊社會。在舊社會中，是黑暗無邊的封建專制，是慘無人道的半封建半殖民，而新社會則蘊涵所有的希望。而即使同樣是新社會，一九七八年之前的中國顯然也只是一團混亂，我們頭腦中的歷史觀全部是突發的，因為一個事件、一個會議、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一切就突然發生了戲劇化的逆轉，羊腸小路變成了康莊大道。 二十世紀行將結束時，我逐漸感覺到中國的社會和形象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社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變幻無常、也最觸目驚心的實驗場。面對這全世界唯一倖存的古文明，各種力量都試圖重新塑造她，卻總取得不了顯著的成功。中國太過複雜，慣性太大，在衰敗的面貌下蘊涵著不屈不撓的生命力。美國外交官約翰．帕頓．戴維斯在一九七二年的回憶錄《Dragon by the Tail》中寫道：「那些希望將中國現代化與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和教育者們失敗了。努力將中國民主化與統一的美國政府失敗了。蘇聯統治者想將中國逐步控制的企圖也失敗了。」這種不變論在中國永遠有聽眾，對於不成文規定的尋求、對於厚黑學的過分迷信，都說明中國人多少相信社會大體上仍遵循著循環論。 戴維斯過分悲觀了，這種錯誤有失偏頗，就像對中國的變革過分樂觀的看法一樣。樂觀者遵循這種線性的邏輯方式：計劃經濟死亡了，市場經濟自然就建立起來了；市場力量增強了，政府力量就減弱了；如果經濟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我們在二○二○年就會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了，就會出現一個中產階級群體；而中產階級又會締造了相對而言民主、自由的社會；新一代人有了網際網路，不再忍受資訊匱乏之苦，他們的人格就更健康，更有希望了……某些觀察中國者開始了一場樂此不疲的遊戲：他們熱衷於尋找種種社會變革的符號，並為此賦予膚淺的意義。 但其實中國社會根本拒絕這兩種線性思維。中國處於多種的衡量座標系之中，正從封閉的靜態的體系過渡到更開放、更變動的體系。我上大學時，北大南門開始出現了網咖。十年前那些閱讀存在主義、佛洛伊德的少年，如今變成了《紅色警戒》、《帝國時代》的粉絲，十年前寫「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人海子搖身一變成為程式設計師，雄心勃勃地開始創業，而絕望的海子則在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提到這些並非無謂的哀嘆，是因為這些現象表明中國社會正在捲入新的全球變遷中。資訊技術不僅僅延續了蒸汽機、鐵路這些偉大的發明，更創造了新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在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是全球市場革命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在東歐、在前蘇聯國家、在越南，基本上所有的計劃經濟體都向市場體制進行轉變。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國家遭受到重大失敗，就像全球那麼多資本主義國家沒有都變成西歐與美國一樣，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全球經濟仍在迅猛發展，世界在冷戰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資本與資訊暢通無阻地流動著，人很快就發現，你信奉什麼主義不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你能否成為新的經濟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西班牙思想家曼紐爾．卡斯特說這場資訊革命已經開始重新劃分世界，地域邊界不再有價值，全球化把有價值的東西聯繫在一起，把掌握技術、資訊、資本的精英聯合在一起；而沒有價值的地區和人民則被邊緣化，被排除在全球網路之外，只能從政府、犯罪經濟與施捨中求一杯羹。而兩位更為激進的思想家邁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乾脆稱這種新體系是「帝國」。